从"文"、"象"的空间性看中国古代的"诗画交融"

诗与画的关系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是一个倍受注目的问题 ,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中西传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 ,不断有人对诗与画的界限进行区分 ;在中国 ,“诗画交融”却一直是衡量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是“诗画交融”的深层思维基础 ,“文与画”、“书与画”、“诗与画”之间以空间化、视觉化的“象”为核心的同源性关系 ,则为“诗画交融”提供了内在形式依据。通过对“文”、“象”的原始空间含义的考察 ,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     

诗画融合与中国文学写人传统的形成及特质

在中国文学的文本创构中,写人时常与抒情、叙事交互并行,具有悠久的历史。放眼看去,它先是寄生于以"赋比兴"诗法为核心的诗骚创作中,后得绘画"传神写照"艺术与艺理滋润,进而融合成以"气韵生动""诗情画意"为底蕴的写人传统。在这一传统形成过程中,立象尽意、气韵生动、情景交融等文本创构笔法得以不断熟能生巧。相对于偏重时间性的史家实录叙事而言,自《世说新语》以来的稗家写人特别崇尚传神写照,以虚拟的画境空间感取胜。历经唐代传奇小说,至明清章回小说,诗骚比象写意与绘画传神写照等创作经验得以发扬光大,形成空间化、立体感的诗情画意写人"画境"。对于这种诗画融合所营造的作为中国文学写人特质的"画境",人们常以"如画""逼真""若活"等修辞术语赞美之。     

经典背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律构建

经典是文学史秩序得以确立的标准,文学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文学经典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学作品自身,一是文学作品形成与接收过程中的语境。对后者而言,典律的形成过程,体现着权力关系的运作,既包括政治权力,又包括知识权力。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存在着文学经典边缘化的开始。     

论北宋画学的文学化进程

诗画本一律,诗与画本质上趋同性,但两者的融合过程却漫长。作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唯一的有明确教学制度的皇家绘画机构——画学,实行了以诗立题创意的创作引导,使绘画从单纯的再现性艺术向表现性转化,较好地体现了文化交融、文化变格的北宋独特的时代品性,推动了宋代绘画的文学化进程。     

《诗》非诗：论毛诗的讽寓解释

回归历史语境,先秦两汉《诗》学史中普遍的＂《诗》非诗＂,成为毛诗＂《诗》作经读＂的前理解;而毛诗又在＂《诗》非诗＂的悬置中生发出中国讽寓解释。比兴作为中国讽寓解释的重构模式,以言-象-意的层层深入实现《诗》的伦理教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为讽寓重构中的类型化方法指出人间性的形上路向。毛诗以史事追索、谱系认同、风雅正变三种方式塑造出＂文的英雄主义＂,实现历史启示;历史信化则在由史鉴到《诗》谏、继而《诗》范、《诗》教的价值丰富中充当媒介。     

北宋园林诗画关系

宋代的绘画确立了“以诗入画”的审美原则,苏轼更将其深化为“诗画本一律”的绘画主张;山水田园诗词在北宋大为兴盛,文人大量参与造园,“以文入园,因园成文”使得园林成为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在文人诗、画的影响下,北宋文人园林走向兴盛并占据主流地位,在体现“诗化”的同时,也大肆吸取文人画的画理画论来指导造园,又呈现出“画化”的表现特征,诗画的情趣与意境的蕴涵成为北宋写意山水园林的最大特色。     

北宋园林诗画关系

宋代的绘画确立了“以诗入画”的审美原则，苏轼更将其深化为“诗画本一律”的绘画主张；山水田园诗词在北宋大为兴盛，文人大量参与造园，“以文入园，因园成文”使得园林成为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在文人诗、画的影响下，北宋文人园林走向兴盛并占据主流地位，在体现“诗化”的同时，也大肆吸取文人画的画理画论来指导造园，又呈现出“画化”的表现特征，诗画的情趣与意境的蕴涵成为北宋写意山水园林的最大特色。     

多模态诗画话语的图文意义建构——以南宋马远题画诗《山径春行图》为例

中国题画诗讲究"意境",画中题诗,诗情增添画意,画意映衬诗境,诗画相得益彰。在《山径春行图》多模态诗画话语中,画为视觉艺术,诗是语言艺术,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融合共生,由绘画组成的图像行为和由题诗组成的言语行为汇合而成一种统一的多模态交流行为共建话语意义。     

论吴企明先生的诗画融通研究

吴企明先生认为,诗画之大别有四,共性有三。正因其有共性,这就为两者的融通、渗透创造了条件。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画家以诗入画,将诗意、诗境转换成画意、画境;诗人以诗写画,将绘画美转化成诗艺美;更高层次的诗画融通,是诗人对画境作深入生发,将画家的创作体悟、经验融入诗境中。     

论明中叶吴中诗画的融通——形象载体的人文性

明代中叶,诗画关系处于新变、发展的阶段.吴中诗歌异于同时的"七子"诗歌,世俗化、性情化得到发展,近于宋诗的人文性特征也日益显著.吴中绘画在生活化的同时,人文性也日见强化.人文性--学养、文化性质,是吴中诗画融通的重要方面,不宜忽视的重要特征.人文形象大量进入诗画,是其表现之一.诗画作者的博学多识、文艺人文性的取向,以及非感性的创作动因等,是吴中诗画形象载体等人文性形成的必要因素.     

论南朝赠答诗性情与声色之关系

南朝赠答诗是南朝诗歌中抒情性较浓的代表题材之一,其在“性情”与“声色”之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性情显于声色者、性情与声色交融者、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者。这些特点与当时重文尚文,以诗歌作为仕进手段的文化背景,以及后期士族狭小苍白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南北朝赋创作的得失

由于统治者对赋创作的引导,南朝赋创作题材狭隘,思想境界不高、多缺乏社会现实意义,但题材上有新的开拓,有些题材的开掘比前为深,山水赋、田园赋和反映社会变革及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抒发作家个人情怀的作品都产生了成熟的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南朝赋也与其抒情化、诗化的趋向相一致,在语言艺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北朝赋数量少,但南朝作家入北,南方的创作技巧和语言艺术上积累的经验与北方刚毅之气及作家之思乡情绪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些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作品。从赋的总体发展趋向来说,整个南北朝时代,是一个逐渐抒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诗化的过程,从艺术表现方面说,南北朝也是赋在形式上进一步美化的过程。南北朝赋在开拓和深掘题材、挖掘汉语艺术表现功能方面,在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重新寻找自己的发展目标方面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的。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 ,根据有无寄托 ,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郭熙的绘画理论对杨万里自然山水诗的影响

诗画一体的创作观念在宋代达到高峰,深刻影响着诗人的艺术追求与审美视野。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觉吸收借鉴北宋学院派画家郭熙的绘画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面：一、亲身亲历的审美观照方式;二、以山水写心的超功利审美心境;三、不拘死法、自成一家的技法观念。这充分体现着诗画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创作规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诗画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论六朝山水画论的写形指向

虽然六朝山水画论有重传神的说法,但是通过对六朝时期文学艺术的研究,不难发现,从顾恺之开始,人物画论中＂以形传神＂的说法便已隐含着对写形的关注,绘画评论中对写形的论述也很多,山水诗文领域亦有＂文贵形似＂的形似论,这都说明六朝并未形成鲜明的形神对举、重神轻形的思维模式;形神关系尚处于争论探索阶段。该时期山水画论的写形指向确实存在,写形并非作为传神的工具,而具有与传神共存的独立价值。     

宋元时期中日绘画的传播与交流

宋元时期中日绘画的传播与交流对两国绘画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日本从中国学得绘画艺术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自己民族的绘画风格,而中国从中得到是经验和教训。"吸养和寻根"是中国绘画发展的最好途径,日本绘画发展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增强了我们勇往的信心。     

浅析唐诗与宋初诗的关系

唐诗是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宋初的晚唐体、西昆体、白体均由唐而来,尤其是中晚唐对它的影响最大。宋初诗坛,一方面以继承为延续,一方面又以求变而自立,是宋诗风格形成的序幕;它虽然未充分显示宋诗的独特风格,但它不可能拒绝对历史的继承,也不可能没有新的发展。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由此完成了唐诗向宋诗的过渡。     

略谈儿童诗的意象与意境

意象与意境是诗歌创作、欣赏与评论中常遇到的两个美学术语。一般人认为诗歌创作的焦点问题在于意境的创造,对儿童诗来说,创作的焦点却是意象的组合。儿童诗意象的描写和意境的表达有其特殊性。儿童诗中意象与意境创造的关键是捕捉意象。     

六朝同题诗、赋现象之考察

六朝文学活动中存在着颇为特殊的同题诗、赋创作现象。同题诗、赋创作兴起于建安,经过两晋的快速发展,至南朝时达到鼎盛。同题创作形式推动了诗与赋的发展,扩大了诗的描写范围,促使赋在篇幅上逐渐缩小,出现了诗、赋在咏物题材上的同咏现象,推动了这一时期咏物文学的发展。至于同题诗赋现象的出现原因,应与当时频繁的文学集团活动关系最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