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满”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政策

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曾经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满”到“五族共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概括说来,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是以“仇满”为中心口号的阶段;从同盟会成立后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是以排除满洲贵族为中心口号的阶段;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则正式提出了体现资产阶级民族平等原则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划分,而不是绝对的。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轨迹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从被正式提出到孙中山逝世，经历了从“反满”到五族共和，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最后到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口号，“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的三次嬗变。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进步，使其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地修正、充实、完善。梳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嬗变的轨迹，利于我们学习孙中山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     

“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但南京临时政府的存续时间本就很短,倒是继之的北洋政府,在民族治理和相关宪政制度架构上基本采取了“五族共和”的完政政策;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清帝退住,虽然以前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但在当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且更是五族共同缔造共和的最生动彰显。因此,梳理五族共和的宪政实践,南北和议与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完政努力均不容忽视。     

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孙中山民族整合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局限

民族整合是构建国族的重要前提.不同国家及政党在民族整合问题上所禀承的政治理念、达成目标和选择路径的不同,其整合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孙中山民族整合思想随着其革命实践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变化,顺应了历史潮流,经历了从单一的汉民族内部的整合到对"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整合,最后由"亚族共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道路.尽管孙中山的民族整合思想有着其局限,但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

1917年7月,驻防类乌齐的川边军队抓获了两名越界刈草的藏军并予杀害,引起藏军大举进攻,川边数县相继失陷。后在英国副领事的“调停”下,双方停战议和。中英两国随即在北京展开新一轮西藏问题交涉,而边军的失败使得北京政府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也让中国政府对川边地区的治理更加困难,并引发了国人对康藏问题更密切的关注和对“五族共和”更深入的思考。本文即以这次康藏纠纷为考察中心,探讨当时的北京政府,四川、川边、西藏等地方当局以及英印政府之间的互动博弈,进而分析近代中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寻求重新整合以前的藩属和土司领地,以组成一个真正“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的民族国家。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探析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论,何为新中华民族主义、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内在价值诉求、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实现道路是其基本内容。这一思想的提出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精神的振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民族思想初探

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孙中山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一生不懈追求中华民族之自由昌盛,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不但强调民族问题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善于总结民族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综观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发展过程,从“驱除鞑虏”、“五族共和”、“民族自治”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一系列围绕民族解放的主题思想而辩证消长的观点,使我们感触到民族问题规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发展的脉搏.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经历了从“五族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的演化过程,“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相继成为表达“民族之统一”、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象说法,而其最初形态即为与五族共和观念相适应的“五族一家”之说法,孙中山及之后的北洋政府文告都曾频频提及“五族一家”一词。南京国民政府仍会在某些涉及民族事务的文献中使用“五族一家”等提法,后来国民党当局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以“宗支关系”定位国内“族群”关系,较少提及“五族一家”;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并阐述了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思想。当时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内涵包括：各族都自认为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黄帝或“炎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中华民族”这一名号所包括的国内各族同属于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始祖”“人文初祖”的大家庭;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人常以“亲属关系”定位现实中的民族或族群关系,视其为血缘相通的宗支与亲如同胞的兄弟民族;各派政治人物、各个民族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内的中华民国领土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

从北洋派的角度看,辛亥要解决的是国体与政体问题,应称之为变更国体或改革政体。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运用北洋派文武势力以及南方之民气,诱迫清帝逊位将政权和平转移,促成南北统一,维系五族共和,这是北洋派对辛亥最大的贡献。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权南北统一五族共和的正统政权,尊重辛亥的禅让性质。北洋派认为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值得纪念的是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北洋派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以及北洋派与建立、维护"共和"之贡献,将"辛亥"与"共和"、"统一"相连结,反对"革命",贬抑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并将10月10日国庆节意义转换,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相结合。国民党则独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一连串与"革命"有关的纪念日,不再纪念南北统一与实行共和,"宣布共和纪念日"遂无形取消。     

辛亥时期革命派民族主义的内在转换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志士的民族主义完成了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内在转换。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换,是由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在反满与反清、反专制上的内在一致性,驱除鞑虏的短期目标是反满,也有反清、反专制和追求民族平等的政治意义。之所以必须完成这种转换,是由于其内在张力,反满、反清不等于政治民主的实现,相反,可能造成新的民族不平等。因此,武昌首义成功后,当革命者的角色由造反者转变为执政者、建设者的时候,以民族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诉求的五族共和也就必然成为革命者的价值理性。此后,民族平等成为国内民族关系建构的主流,民族共融成为国内族际意识的主调,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强化。五族共和奠定了多民族平等共融关系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纪元。     

论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

民国时期,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发达相一致,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文化进一步交融的新局面。一、国内各民族文化进一步交融的历史条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之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     

金人“中国”观特质新论

金人的"中国"观呈现出狭隘性与超越性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政权概念具有强烈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出于"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和维护本政权霸主身份的需要,金人将同时代的南宋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金人的"中国"观已经萌生出一种不论华夷种族、不论南北民族地域,皆可为"中国"的相对宽泛的"大中国"意识,这与孙中山所提倡的"五族共和"理论有相通之处,为近现代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从"五族共和"到《共同纲领》

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传统“大一统”观念对清末“排满”运动的影响

“大一统”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它对清末“排满”运动的整体走向与最终归宿,均发挥出相当突出的整合与引导作用。这通过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说、1905年至1907年梁启超等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及武昌起义后革命派放弃“排满”口号而转主“五族共和”等事实,清晰地凸现出来。     

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瞿林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统一进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另一种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上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而从历史认同的传统、文化认同的传统等角度论述这种思想观念之发展尤其需要加强。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李鸿宾从西晋江统的《徙戎论》的冷落命运谈到隋唐“天下一家”的格局,认为排斥文化认同的狭隘民族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向燕南认为,从10世纪到19 世纪的中国史,无论是分裂阶段,还是统一阶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意识都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周文玖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华的民族意识对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坚持的深层次作用,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胜利。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大中国文学观

基于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因历史割断和地域切割造成对整体观的忽略,本文提出“大中国文学”的概念,其基本内涵为:一体多元,“五族共和”,和而不同,人本与生态协调,母语思维。本文还提出了“大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前沿性研究话题,以期成为当代文化/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青海民和地区回族的历史和现状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地处青海省东部边界,并与甘肃接壤,甘青公路、铁路从中穿过,大通河与湟水在享堂汇合,奔向黄河。享堂为民和村镇,峡谷险要,居入青之咽喉,素有“青海门户”之称。一、民和地区的历史沿革自古以来,民和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爱剑子孙和诸羌部落。1930年(民国十九年)从碾伯、循化、土司辖地割出正式建县,定名民和,取各民族共和之意。现有回、汉、土、藏、东乡、保安、撒拉、羌、满等十三种民族成份,其中回族114,10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7.37%。(1985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