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     

浅议红岩精神

红岩,这一史诗般的称号是历史文化名城她是重庆的光荣象征,她是重庆人民革命历史的概括,她是重庆革命文化史的典型代表。提起红岩就会联想到重庆,说起重庆就必然联系红岩。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这是对历史内在逻辑的一种自觉意识,必将对振兴重庆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切蛋糕"到切入文化路径--文化史研究范式管窥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文化史研究形成的“切蛋糕”式的研究范式束缚了文化史研完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造成了文化史研究视野狭窄、选题碎化、论述浮泛尤其是文化史研究领地难以落实的困境.文章提出要弱化文化史研究狭隘的学科意识,增强开放的同题意识,从“切蛋糕”的研究范式转为切入文化的路径研究社会历史,从而找到新时期文化史研究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推动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试论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几个问题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展的多民族国家。如同祖国的光辉灿烂历史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一样,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维吾尔族人民,许多世纪以来,以其勤劳与智慧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祖国的文化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这一贡献应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正确的评价,并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加以阐述。这不仅对编写维吾尔文化史,而且对编写我国比较完整的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史研究的两种理路

文化史的研究应该沿着两种理路拓展和深化:"历史的文化"和"文化的历史"。"历史的文化",即研究在历史的流程中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性,包括心理结构、性格趋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若干稳定的观念形态是如何生成、嬗变、整合、积淀、定型的,从而探寻民族的心路历程,揭示民族文化的历史个性和特质。"文化的历史"即以文化为切入点,揭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是怎样互相渗透、彼此推引的真相。这两种理路的文化史研究都要求弱化狭隘的学科意识,增强开放的问题意识。     

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促使我们在探索并重写"中国文化史"时,必须反思其重心和主轴到底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这包括:第一,即使仅仅是汉族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是由各种源头不同、性质不同的文化杂糅起来的,不宜采取"一脉单传"的方式来书写中国文化史。第二,由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历了若干次"叠加"与"凝固",中国文化史的主轴正应当在于书写这一凝固与叠加的复杂过程。第三,由于现代中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特别是清帝国复杂的族群血缘、领土疆域与文化传统,因此,什么文化才是"中国的"?这一点需要中国文化史格外重视。第四,由于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初的历史巨变,文化传统处在"断续"之间,那么,当前中国"认同"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即成为绝大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史特别需要关注"民族"、"疆域"、"宗教"以及"认同"等问题,尤其是需要讨论,在历史中,"中国"如何型塑"文化","文化"如何塑造"中国"这样一个重心,并由此设定其叙述的主轴。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是其显著的一个标志。历史学的这一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在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     

《山西省文化史略》述评

《山西省文化史略》述评张有智位于黄河中游的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一,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扮演过极重要的角色,在文化上也是独具自己个性传统的区域。然而,时过境迁,与昔日的辉煌时期相比,她在近世却渐渐地落伍了。对此,从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检讨,不仅...     

简评《汉唐文化史》

熊铁基教授的新著《汉唐文化史》最近已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这部近30万言的专著,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被称为中国古代盛世的汉朝和唐朝的文化发展历程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书中对汉唐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看法及其所提出的若干文化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将有利于推动文化史学科研究的进展。汉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正是“经过从汉到唐长期的、连续的、有方向性的整合,以后才发展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文化”。(《汉唐文化史》第39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著者站在这样一种历史认识的高度,瞻前瞩后,弘纲挈领,着力阐发汉唐文化发展的特色,这就是统一与兼容、斗争与发展、继承与创新、吸收与消化、高潮与低潮。在这些具有方向性发展趋势的导引下,经过哲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从西方刚刚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可能性,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和文学研究有共通之处,"新文化史"对"文化"的开放性理解,它非常灵活的历史写作,对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编纂都有启示意义.     

梁启超做中国文化史的初衷和构想

流质易变的梁启超对史学的热情和研究二十余年不辍实属罕见。在1922年之后,随着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文化观的递嬗,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发生转变,开始以文化为重心,做中国文化史便是这一转变的结果。梁启超做中国文化史的构想不仅流露出对文化史的内容、分类和演变等基本问题的看法,而且秉持坚守民族性的文化理念——既是其文化观的贯彻,又是其国学研究的一部分。     

文化史学的理论透视——读《中华文化史》

十年多来,国内学术界对文化的研讨,多姿多采,硕果纷呈。以我之陋见,从文化史学的角度,对中华文化系统作深层理论分析阐释者,当推冯天渝的一系列有关文化问题的论著:如《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等等,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其新著《中华文化史》(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更是规模宏大。是著在体例上分别以题论、导论、上编、下编、结语组成,上编侧重于文化史的理论阐述,下编偏重于中华文化的历史评介。全编在著述方式上,充分运用了比较史学研究法,将古与今、中与外广泛地进行比较观照。同时,又分别从文化史学的角度对整个文化大系展开     

道光间文化述论

道光年,在历史年代学上有其特殊意义。中国历史的发展,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相应地,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在这期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探讨道光年间文化的变化,是研究中国文化史所必须的,也有助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     

近代洪江城市文化初探

城市文化史是城市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城市是具有一定历史的复杂的系统。要认识城市的历史内涵,探讨城市发展的规律,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城市地理生态史、城市规划建筑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史和城市文化史。城市文化史侧重从文化学的角度和眼光观察研究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史的核心是城市人文精神的演进历史和城市文明发展的规律。城市是人的城市,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居住环境。城市是人与自然有意识的长期互动的积淀。每个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是城市的本质特点、最高品质和基本动力。城市个性的来龙去脉就是城市的“文脉”,也可…     

物质文化史研究在博物馆实物研究中的意义

物质文化史所具有的通过物质看文化等研究特点，与博物馆的实物研究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相对于文物学和考古学的实物研究，物质文化史研究对博物馆的实物研究以及利用实物资料展示人类生存发展的历程，对博物馆设计富有创造性和戏剧性的主题性展示，具有更直接的意义。物质文化史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物质文化史在确立其学科地位之同时，应该成为人文历史艺术类博物馆藏品研究的主流。     

“岭南宗教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召开

20 0 0年 9月 2 2日 ,“岭南宗教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是为庆祝广东省历史学会成立 50周年及推动岭南宗教文化史的研究 ,由广东省历史学会和广州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的。来自广州、汕头、潮州、肇庆等地高校、科研单位的 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收到论文 35篇 ,有 2 0多位学者作了专题发言。从所提交的论文及发言情况看 ,与会者都紧紧围绕“岭南宗教文化史”这一主题 ,从民间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岭南的宗教文化史 ,基本勾勒出了岭南宗教文化史的大致轮廓。 1 在民间信仰方面…     

环境和历史的启示──文化革新和建设问题探讨之一

文化建设道路的新探寻、新开拓，以清醒认识世界文化环境和中国文化史为必要条件。要从世界文化总趋势的多元竟优与整合融一两方面取得动力，既重民族独立品格又提高在多元较量中的文化势能。“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都无根据。要从对西方现代文化、东亚文化、“苏、东”巨变的文化根因的探讨中，对中国文化作新开拓。从演化规律、正负效应、挖掘被掩埋的价值等方面研究文化史尤其是近现代文化史基本规律，防止偏向，探讨近现代文化史在态势、交流幅面、精神代表等方面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中国当今要随着环境的新变化、历史的新进程对文化作新探寻、新创造。该文归纳了文化史呈映的几条主要规律：1．涵化、创造、持续力之所由来，2．演化性与稳定性相交发挥，3．阶段差和类型差两大矛盾的交相演化，4．“盛世”文化等出现于经济、政治、文化同步更新之时。当今文化建设要从其中寻求启示。     

陕西省历史学会汉唐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1988年11月2日陕西省历史学会在西北大学召开了汉唐文化学术讨论会,围绕汉唐文化的内容、结构、渊源、特点、以及汉唐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探讨。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与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汉唐文化的内容和结构 与会者普遍认为,汉唐文化具有丰富多样的内容,以往的文化史研究常常对汉唐文化以“传统文化”笼而统之,容易流于简单化。现在,文化史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汉唐文化的研究应当有所深入,从汉唐文化的内容和结构上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下列观点:     

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20年来唐代文学文化史研究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史料学研究带有文化学的色彩,二是历史文化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三是理论著作带有综合性的特点。由此启迪21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大致趋向:唐代文学文化史视角的多元化拓展,文史结合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学术视野的国际化,新材料的发现与新问题的探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学说从诞生到现在,仅仅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她对整个人类思想史、政治、经济、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异常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不仅在德国、欧洲,而且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下面就简略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介绍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形式的早期传播;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理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