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反思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市民化现实模式的一种。目前“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现状离市民化的目标体系甚远一影响“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据此，提出推进“城中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对策——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北京近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以来广营村为例

以北京市近郊区来广营村为个案,通过对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着重分析大城市近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现状,并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做定量分析和评价,进而得出在大城市近郊区城市化中应把握这一地区失地农民被动市民化的特质,强化政府在农民市民化中的作用以及稳妥而全面地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等针对性结论。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双重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是农民市民化的两大主体.农民市民化是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享有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应包括两条相对应的路径:一是"城市异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大中小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实现部分农民异地市民化;二是"农村就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吸引更多的居村农民向特定地区聚集,实现部分农民就地市民化。     

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

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镶嵌于他们的社会网络之中。依据实地调研资料,本文在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其市民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1)失地农民与原市民的关系影响其对市民角色的评价和认同;(2)失地农民的邻里和亲缘关系在征地后稳定中有变化,工具性倾向增强,失地农民原有的社会资本受到影响;(3)失地农民的业缘关系还非常薄弱和不成熟,给其市民化带来制约;(4)社区居委会在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发展和市民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需要促进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开放性,防止贫困文化的产生;拓展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推进其社会资本的再创造;重视发挥居委会在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发展及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发展失地农民及其子女的教育,提升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水平。     

社区文化视角下失地农民市民化状况的研究——以沈北新区200名失地农民的调查为例

在城市化建设中,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工厂、住宅等建筑使得城郊的农村土地大量地被征用,城郊农民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后,陆续成了失地农民,他们处于已失去农民身份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尴尬状态。运用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和文献法等方法,对沈阳市沈北新区200名失地农民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情况以及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以社区文化为视角,从教育、培训、举办文化活动等方面提出帮助失地农民完成市民化转化的对策建议。     

基于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探讨了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能力属性,进而构建包含多维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的SEM模型;在此基础上,对苏南地区482户失地农民调查样本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总体处于偏低水平,其中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的瓶颈效应尤为突出;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征地补偿、社区扶持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积极意义,而人力资本变量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职业虚化的社会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核心环节是农民的职业转型。从职业转型的视角考察现在城乡结合与城中村的社会现实,可以发现农民失地之后即失去了稳定的生存职业,就此产生了广泛的职业临时化与虚化问题,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考察解决问题的方法,认为在微观层面上需要立足于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在宏观层面上需要建构失地农民的职业转型机制。     

征地满意度、非农就业与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探析

基于征地项目、征地程序和征地补偿三个层面研究了征地满意度因素对失地农民非农就业及市民化程度演变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SEM模型对长三角地区858户失地农民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失地农民征地满意度的提高,对促进其市民化程度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其中非农就业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比较发现,规范有效的征地程序与就业贡献度高的征地项目,有利于提升失地农民总体征地满意程度和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对其长期市民化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相比而言,现阶段单纯货币化征地补偿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其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贡献"本质属于短期收入增长所致,而长期效果并不确定。     

失地农民市民化: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以福州市淮安村失地农民为例

失地农民在城市化市民化过程中,正经历着从农村传统文化价值观到城市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从乡土文明走向城市文明,学习在现代城市社会环境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生产生活技能等,发展失地农民自身的现代性。相较于从农村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身份转变,这种变化更加艰难和缓慢,将是一个长期的再社会化的过程。     

城郊农民市民化：进展、阻碍与出路——以郑州市为例

城郊农民市民化是伴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而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农民市民化可分为外在过程和内在过程两个方面,市民化进展主要以职业的分化、社会关系的重构、农民对于市民化的态度等几个方面为衡量的指标。而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诸多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民市民化过程的客观障碍,农民自身的局限,如文化水平、观念、能力等因素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主观障碍。制度的完善和衔接,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则是推进和加快城郊农民市民化的根本途径与出路。     

关于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性壁垒问题思考

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和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由于从事的职业已经非农化,亟需转变农民身份,完全融入到城市中去。但在这一过程中,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少,他们往往要遭到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政策性壁垒的限制。从现阶段看,只有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入手,取消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体制,全面构建农民市民化的支持系统,才能帮助农民实现角色的彻底转换。     

试论城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农民市民化为研究视角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产生失地农民群体不可避免。关于失地农民群体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有两个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失地农民群体内部不同质,具有差异性,且正在经历内部分化;其次,失地农民群体未来的发展状态是向市民群体转化。目前,应该对失地农民群体进行准确界定,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群体内部特征和未来发展状态。针对城郊失地农民群体,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上应该有更为前瞻的视野与视角,以农民市民化为研究维度进行了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重构——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场域分析

新型城镇化说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工的市民化。就目前国内的发展形势而言,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尤其是制度羁绊,如户籍制度的门槛、就业制度的束缚、社会保障制度缺陷等等,因此,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开发开放20年:浦东快速城市化中的农民市民化分析

开发开放20年,浦东新区已经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郊区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化的新城区.这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郊区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浦东农民到市民的路径主要有征地、考学、参军、转干、招工等等,而征地农民相对其他群体,在市民化角色转变中存在更多的问题,如身份转变后的社会权利难以获得以及职业转变、生活和行为方式转变、文化心理转变等方面都存在困难,从而导致部分农民市民化过程不能顺利完成,造成社会不和谐.因此,"新浦东"未来发展中,需要更加关注并切实解决农民市民化中的问题.     

试论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培育问题——以合肥市JLY小区为例

城市化与工业化导致失地农民群体出现,其通过获得城市户口、进入城市等方式转变为城市居民,但心理意识、思想观念仍表现为农民意识。在对学术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合肥市JLY小区回迁农民的调查资料分析,认为当前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普遍较为薄弱,表现为缺乏必要的城市认同意识,没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文化更新意识普遍淡薄。运用文化堕距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失地农民市民意识薄弱的原因,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的市民意识变迁相对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城乡二元对立惯性作用带来的城乡居民二元对立心理意识的持续存在导致了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淡薄。提出从增强失地农民自身的主体认同性及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来培育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指出精神文化城市化对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意义。     

农民工“半市民化”与“后市民化”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是分"半市民化"和"后市民化"两步走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在于"后市民化"远远滞后于"半市民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打开农民工通向"后市民化"的壁垒,即从经济系统、制度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自我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等各个方面构建起二者的衔接机制。     

我国农民工研究的阶段与进展

农民工研究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民工的研究范式总体上经历了由结构主义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变,并在分阶段地演化。按照切入视角的不同,研究进程可以划分为两部门、三部门和市民化三个阶段。两部门指的是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三部门指的是农业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城市正规部门。市民化则包含实现非农产业工人的转变,社会身份的转变,自身素质的提高及无形的市民化四个方面。目前,相关研究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讨论了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力群体,但在一些问题上相关研究还是反映出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足。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

户籍制度改革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障。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民化路径,即就地或就近市民化。然而,随着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兴起,原先的就地或就近市民化路径开始遇到更大的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去实现市民化,使城镇化逐渐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     

农民工流动经历与市民化倾向 ——来自CLDS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流动经历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经历会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即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个体未来是否决定定居城镇.更进一步的将影响市民化倾向的因素划分为个体、家庭和村级层面,运用集束系数技术法估计不同层面影响强度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影响最大,村级层面影响最小.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在推进城镇化与市民化过程中应该以人为本,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争取实现就地市民化、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