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而把《搜神记》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这一方面说明二者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世说新语》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一是体制小,即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即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隋志》于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表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正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     

汤显祖《牡丹亭》的“宗唐”旨趣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山海经》与“小说”亲缘关系之建构

《山海经》在中国知识体系的构架中几经迁移,由数术略形法家移植到史部地理类,转而又与“小说”这个类目建构了亲缘关系。《山海经》与“小说”完成对接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于,它叙述“遗事”的体例特征,怪、异的美学风格,以及诞、幻、虚的成书性质。《山海经》还与《穆天子传》《搜神记》等聚合成为知识统一体,这成为《山海经》与“小说”形成亲缘关系的外缘推助力。《山海经》演化成为中国“小说”的源头,这实是承续、顺应了它在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归类逻辑,以及运动轨迹。     

比较视野中的唐传奇叙事学分析——以韦瓘《周秦行记》文本分析为中心

将唐传奇《周秦行记》置于和巴金的《复仇》和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的比较视野中可见:《周秦行记》、《复仇》、《舞会以后》均为故事套故事结构,《周秦行记》叙事策略不同于其他二者之处在于:不仅构造了谈论话题的场所,而且由于特意忽略了时空差异,让不同时空的人物和事件聚集在同一个时空中,讲述了若干个故事,从而产生了在某些方面可以按照现实中的感情、人情事理逻辑来接受,而在某些方面又似乎颠覆了现实逻辑的神奇蕴藉。此外,叙述者与人物塑造合二为一,叙述者在叙述和描写的同时也刻划自己的心理和性格,以及诗词入小说等方面,小说作者均有出色处理。《周秦行记》中的艺术现象在中外古今的叙事文学中都是非常珍贵而独特的,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史通》“援史入子”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

学界在讨论刘知幾所著《史通》之于文学的态度时,往往强调其"援子入史"的文史思想,即认为《史通》是将小说置于史学资料的范畴内进行讨论的。但实际上,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幾是以史学家的立场,本着实录的原则,将记事虚妄的史书视为"偏记小说",并将其置于小说阵营的。《史通》进一步认为,史书所记应该为"事关军国,理涉兴亡"之国家要道,这又导致部分记录细事琐言的史书被贬斥入子部小说之范畴。所以,《史通》"援史入子"的做法,一方面打破子、史的界限,扩大小说的领域,另一方面亦导致古代小说观念的重大变革:由隶属于子部、不计虚实的明理著作,演变为兼有子史二部、虚构色彩浓厚、既有说理又有叙事的著作。     

“改革文学”批判

<正> 1979年的小说界由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而喧嚣沸腾,随后,《三千万》、《赵镢头的遗嘱》、《开拓者》、《沉重的翅膀》等小说接踵而来。然而,《新星》因改编成电视剧而轰动全国之后,人们对于“改革文学”的热情由一个狂热的极点突然跌入低谷。“改革文学”萧条的事实引发人们对这一文学思潮痛苦的反思。     

由“恶”向“善”——余华小说叙述主题的转变

余华的早期小说中,暴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景观,在其为我们构筑的鲜活血腥的暴力世界中人性之恶被揭露的痛快淋漓、毫无遮掩。我们透过余华后期创作《在细雨中呼喊》到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直到《活着》这条写作脉络,可以清晰的体悟到作者笔下表现人性之恶的暴力、血腥、冷酷正逐渐被温情、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人性的复归所替代,表现出了一种人性恶向人性善的贴近与转变。     

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红楼梦》艺境探微

历史的源流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红楼梦》是属于“人情小说的分类;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鲁迅又曾把清代小说分成四派,而称“人情派”小说是“以著名的《红楼梦》做代表。”何谓“人情小说”或“人情派”?溯其源流,还要从宋元平话讲起。在讲到“明人情小说”时,鲁迅对它的特点是这样概括的:“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     

唐传奇《纂异记》的叙事观念

《纂异记》的叙事观念在唐代小说中是独特的,这体现在文本的叙事意图、世界图景和叙述精神三个方面《。纂异记》叙事观念表明它是唐代小说中真正有意识创作的小说之一,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刘廷玑的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

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存录数十篇笔记小说,这些作品或记奇人趣事或记鬼神灵怪之事,呈现出追求真、趣、奇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的形成与刘廷玑对小说本质与小说艺术的独特理解不无关系。刘廷玑的小说艺术之"奇"论、小说史论、教化之功用观及对章回体小说的评述,均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对当时及后来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看《隋志》的小说观念

《隋志》著录《搜神记》于史部杂传类,而把《世说新语》著录于子部小说类,这反映《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可以从“小”与“说”两个方面加以概括。所谓“小”,一是体制小,言其篇幅短小,且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而“说”,是就全书的内容与性质而言,言其重点在记魏晋士人的琐事名言。这些特点使之正契合中国早期对小说的认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街谈巷语”。《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小说类,反映在唐代至少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着传统的小说观念。     

“戊地”小考

新版《辞源》第1183页有“戊地”条。该条的阐释文字是;“古西域地名。唐时昭武九姓之一。见《新唐书》221《西域传下》《康》。《大唐西域记》一作‘伐地’。”那么,“戊”“伐”之间,哪个为确?抑或二者都对呢?我们推究的结果是,通行本《大唐西域记》的这个“伐地”,仍是“戊地”之误。研究者不难发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与《大唐西域记》有着重要的因缘关系。《隋书》《康国传》以及《旧唐书》《康国传》均无“戊地”这一名称,而《旧唐书·经籍志》不曾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有《大唐西域记》。这说明刘昫等人莫能见到而宋祁等人则见到《西域记》。同时,我们看到《新唐书·西域传下·康》的内容,要比《旧唐书·西戎传·康国》多出好几倍。进而我们又从这里清楚地看出《新唐书·康》取材于《大唐西域记》的印迹来。例如《西域记》卷一所记飒秣建国(康)、捕喝(安)、劫布呾那(曹)、赭时(石)、弭秣贺(米)、屈霜你迦(何)等国名,在《新唐书·唐》中竟是一字不差的出现;此外还有一些     

《九云记》国籍问题新探

《九云记》发现的20多年来,在韩国和中国陆续有几位学者进行研究,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九云记》的国籍问题上。国内学者刘世德教授主要从外部材料出发,结合内证,根据《九云记》和《九云楼》的关系,推测《九云记》就是《九云楼》。《九云楼》是根据《九云梦》改写的中国小说,《九云记》也是中国小说。法国学者陈庆浩教授单纯从"文本"出发,抛开外部资料,列举了不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几种现象,得出《九云记》是朝鲜小说的结论。我在认真研究内证的基础上,再结合外部材料,得出的结论是:《九云记》可能是中国小说,但它在传抄过程中,又留下了朝鲜人少量改写的痕迹。     

《搜神记》研究——巫史文化与《搜神记》

引言《搜神记》是我国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古小说①形成、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本文从研究《搜神记》的故事题材及叙述手法入手,探求它与巫文化及史传文学的关系,由此探讨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唐宋小说的诗情与画意——以《游仙窟》、《红线》、《王幼玉记》、《李师师外传》等为例

唐传奇作者开始跳出传统藩篱创作小说,因抒情诗传统对他们的影响很深,故唐人小说多浓在诗情,而宋世小说更富于画意,这与宋话本作者已非唐传奇之士林华选,并与宋代绘画尤其是风俗画兴盛不无关系。文章以《游仙窟》、《霍小玉传》《红线》、《莺莺传》、《王幼玉记》、《李师师外传》和《碾玉观音》为例,诠释了诗情画意为唐宋传奇的整体美学风貌。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与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后世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论述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特征、来历、发展、成就和影响。     

王蒙“季节”系列的现代性叙事策略

王蒙在20世纪末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被称为“季节”系列。作品对反讽、元小说、双声语与复调等手法的成功运用,显示王蒙对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探索和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     

《搜神记全译》注释商榷

《搜神记》是东晋初年干宝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派小说的代表作,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曾经大放异彩。可惜这部小说在唐代以后就散佚了。到了明代,胡震亨把《搜神记》佚文辑录成二十卷,使得这部小说以较为完整的面目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汪绍楹先生的校注本《搜神记》,对原书的真伪、故事的源流、文字的脱误等做了大量的考订工作。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涤明先生的《搜神记全译》,该书在汪校本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浅出的通俗读本。笔者近来在使用《搜神记全译》时,发现…     

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及其真实性问题

《韩非子》一书中《说林》《内外储说》中的"说",就是中国先秦小说的原生态。"小说"虽和"解"、"说"、"传"、"记"一样具有解经的功能,但它全借"精彩的小故事"来解经,不同于"解"、"说"、"传"、"记"在解说中有很多"抽象的语言";同时,它完全来自民间,又不同于"传"、"记"中的记载属官方史书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觉的"小说"著述者和"小说"价值的真正发现者。韩非以民间故事传播的渠道和过程是否可信,作为衡量"小说"真实性的标准,这对中国古代的小说真实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古为今用”与1956年《琵琶记》“大讨论”

1956年《琵琶记》"大讨论",是《琵琶记》接受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认为,1956年《琵琶记》"大讨论"是"古为今用"的一个典型事件,是运用新的价值观念进行学术探讨的一个实践:一方面,透视出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在对经典题材的阐释中,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出的对政治话语的认同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困惑;另一方面,在遮蔽、躲闪、矛盾、正视的话语表述背后,体现了对《琵琶记》经典价值的某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