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天人感应灾异观与近代灾荒救治——以“丁戊奇荒”为中心

天人感应灾异观是中国传统灾荒观的一种."丁戊奇荒"时期,它对救灾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它使灾荒中以皇帝为中心的祈祷活动盛行.其次,它使人们在灾荒中注重"修德".作为传统的灾荒观,它在近代受到了基督教的冲击,但是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天人感应灾异观一方面可以促使皇帝重视救灾,并对安定民心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灾荒的原因在于人事以及救灾过程中祈祷和道德层面原因的重要性,最终会使人们丧失救灾的主动性.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

1876--1879年,华北晋、豫、陕、鲁、直等省发生了特大旱灾,而其中山西省灾情最为严重。救灾过程中,政府的“官赈”、民间的“商赈”以及西方来华教会的“教赈”,不但各有表现,而且还遥相呼应,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在山东的赈灾活动考察

1876———1879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募集赈银、放赈、救济饥饿儿童、提出救灾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这次是西人第一次在华大规模、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中国赈济事业从此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探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山东的赈济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西人首次在华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中国赈灾机制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论中原晚清“丁戊奇荒”赈济的多元化

"丁戊奇荒"被认为是晚清最惨烈的饥荒。它直接波及北方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直隶五省,连苏、皖、川、陇四省也受其影响。其中河南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在如此严峻的状况下,清廷开始了吃力的官方救济。鉴于当时国力颓废、财政吃紧、仓储不足,虽然这种救济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达和资讯流通的自由弥补了这一缺陷。这表现在江南士绅的"义赈"和国际力量的"洋赈"所发挥的作用上,没有这些力量的参与,饥荒势必会更加恶化。这种多元化的赈济形式对现代的灾后救济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祸加重了天灾──1876—1879年“丁戊奇荒”辨析

“丁戊奇荒”在经过较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下，仍损失惨重，殃及灾民上亿人。主要是仓储空虚、战乱频繁、政治腐败、滥种罂粟、交通落后等人为因素才造成如此恶果。     

山西“丁戊奇荒”述略

山西“丁戊奇荒”是中国历史上特大灾荒之一。它发生在公元１８７６年至１８７９年间,因灾情极重,清政府采取了赈粮、赈银、设厂放粥、蠲免赋税等一系列措施,但终因财政拮据,晋省交通不便,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片荒芜、物质财富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手工业和商业惨遭重创等一系列恶果,制约了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     

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

文章就"丁戊奇荒"导致山西人口亡失的情况进行了重新估计,进而说明人口亡失对近代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村“劳力荒”背景下农民主体的缺位与复位

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引发了农村＂劳力荒＂,从而导致农民主体缺位,并严重影响了新农村建设进程。在反思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民主体缺位的原因,阐释马克思实践主体性理论,探索农民主体复位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荒情。根据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放赈救急,另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根据地的救荒运动不但为战胜灾荒、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制度论析

民国时期灾荒频发 ,为救济灾荒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 ,在传统荒政基础上 ,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 ,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 ,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 ,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 ,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颠踣的情事与民国历史相伴随     

自然灾害与近代西北荒政及社会救济

近代西北自然灾害对社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与政府救助无力有极大的关系。从晚清到民国，中央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力不从心，社会、民间力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救灾重任。赈灾中，以工代赈方式的实施对推动西北公路、水利等设施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关于救荒政策与宋朝民变规模之评说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宋朝是一个唯独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农民起义的朝代。比之历朝历代,特别是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之后建立的宋朝,社会阶级矛盾仍旧非常尖锐。然而,宋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在革除唐末五代种种弊端和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把救荒之政作为治国安民的首要,并采取了诸如：募饥民、流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募富民出钱粟,赈济、赈贷和赈粜灾民的＂劝分＂制,以及核查赈灾户口调查登记的抄劄制等救荒政策和措施。这些救荒之举措始终贯穿着＂摧抑兼并＂、抑制豪强的思想和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救荒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了防止农民于饥荒之时作乱或起义暨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的目的,从而消弭了形成全国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农民战争的条件。     

山西省翼城县村务公开 “难点村”治理工作探讨

村务公开作为农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是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是构建和谐农村的有效途径。＂难点村＂治理是为村务公开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山西省翼城县为例,结合＂难点村＂治理工作,分析了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西学东渐”与朝鲜“实学”的近代化价值取向

朝鲜“实学”派学者们所积极倡言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容纳外来文化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开明改革主张,是由“西学东渐”形势促成的;这必然促使朝鲜逐步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化知识与思想观念,从而为朝鲜民族通过近代改革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奠定实学基础。因此,朝鲜实学中已经有了近代化价值取向的萌芽,是朝鲜在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转变中产生的一种过渡思想。     

清季湖南救灾赈务研究

清季湖南救灾赈务措施基本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方式.赈务主要有急赈、蠲缓、平粜、工赈等措施;救灾措施主要有抗洪救灾、治理和防疫治理等.     

清代煮赈略述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完备。煮赈是荒政救助措施之一种,清代的煮赈分为官赈、民赈、官督绅赈三种形式。官赈粥厂又分为常设粥厂和应急粥厂。施粥主要用来弥补其他赈济之不足,尤其是在未赈之先与大赈之后殊为重要,可以说煮赈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赈济效果的救济方法,也是赈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故而有其独特价值。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