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若干理论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华东师大历史系开展了学术讨论,其中涉及到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这次学术讨论是在如下几个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第一,关于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的”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革命战争失败之中包含了局部的胜利和走向胜利的前途;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看不到农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前途,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第二,关于新王朝的“让步政策”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对新王朝实行“让步政策”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不应夸大“让步政策”的作用和美化统治者。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应当揭露其阶级实质,不应当是歌颂,而歌颂的应当是暴力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而有的同志则夸大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作用,贬低和抹煞暴力革命的伟大作用。第三,关于农民起义军中出现投降变节分子原因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反映,是革命队伍一分为二的表现;而有的同志则认为是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并说农民起义领袖投降变节是可以谅解的。第四,关于农民政权封建化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农民起义军建立政权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旧王朝以后保持政权的革命性和坚持革命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在推翻旧王朝以后,农民起义军就应当放弃革命斗争或者向地主阶级方面转化。现在,就这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列宁著作中有关统治阶級“讓步”的言論应該怎样理解?

关于中国历史上每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封建新王朝,会否有过“让步政策”的问题,历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列宁著作中会经不止一次地提到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让步”的问题。因而认为,中国封建新王朝会经有过“让步政策”的说法,是符合于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论“让步政策”与农民战争的作用

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多数史学工作者认为,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者曾被迫执行过“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内容相当广泛,但看来主要是指“轻徭薄赋”、“减轻刑罚”、“选用廉吏”、“抑制豪强”、“招抚流亡”等。他们认为,这些“让步政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它的推行是农民战争作用的一个方面。应当如何评价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正确地阐述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到现在还是     

对“让步政策”要有阶级分析观点

自从孙达人同志的《应該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发表以来,已引起爭論,有同意他的意见,也有不同意他的意见。本文基本上贊同孙达人同志的看法,同时认为虽然不能一般地否认“让步政策”,但是解放以后国內史学界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在大规模农民战爭失敗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对农民的“让步政策”是确实不存在的。以下是我个人对这一問題的看法。 (一) 有些同志费尽心机企图替这种“让步政策”寻找理論根据,看来这样的努力到最后是要落空的。因为統治阶級与被統治阶級之間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調和的。尽管我們不能一般地絕对地否认历史上統治阶級的“让步政策”,这是因     

評所謂“让步政策”

在我国史学界里,长期流行着一种所谓“让步政策”的观点,说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就会施行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历史上的“太     

李自成农民军辖区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清朝初年土地政策的影响

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巨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这次斗争进程中,李自成农民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为寻求解决土地问题作了勇敢的尝试。 如何看待李自成的“均田”及其历史作用,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有的同志认为史书中所载李自成的“均田”,片言只语,不足为凭,即有其事,也不过是个口号,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有的则认为“均田”等土地政策的存在和实施是事实,它的革命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因而有必要予以探讨。     

怎样看待封建王朝的“让步政策”

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是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在探讨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时提出来的。它一般指的是,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的统治者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被迫在统治政策上作出一些暂时和局部的“让步”。这些“让步”措施,包括减省刑法,轻徭薄赋,赈济灾民,劝课农桑,招抚流亡,移民屯垦,等等,在客观上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史学界就这个问题开展过讨论。尽管有的同志在表述“让步政策”这一命题时,提法不够确切,对新王朝这种政策的历史作用估计过高,对其阶级实质揭露过少,因而不免在理论上造成一些含混。但是,无论如何,“让步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是史学工作者所无法回避的。我们通过研究新王朝统治政策的改变,认清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更好地阐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让步政策”这个本来可以开展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很快就升级成为政治问题。先是林彪、“四人帮”的打手戚本禹之流,     

“让步政策”不是统治阶级的恩赐而是农民战争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农民战爭史上,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每經过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风暴后,如果沒有民族矛盾使斗爭的形势复杂化,那么新出现的統一政权便会采取一些“輕徭薄賦”、“劝趣农桑”等旨在緩和阶級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多少起到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作用、也是新王朝初期出现繁荣景象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也是应該承认的史实。对于这个现象,过去有不少历史教科书和专著把它解释为統治阶級的“让步政策”所致。最近,孙达人等同志著文否定历史上曾有过“‘让步政策’这个东西”,认为“地主阶級对待农民不     

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

朱元璋是元朝末年一支反元武装力量的首领,最后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对朱元璋如何评价,历来争论纷纭。近年来,有人认为,“朱元璋原是一位佃农出身的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后来蜕变成封建皇帝”;也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而三任,先是贫苦农民,再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最后是封建皇帝”;又有人认为,“朱元璋的一生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民革命阶段和向封建转化后封建帝王阶段’”;而吴晗同志早就认定朱元璋“最后背叛了农民革命”。上述种种议论,虽有些微分歧,但总的都认为朱元璋是一个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的典型人物。尽管也有人提出朱元璋领导的是封建统一战争,“朱元璋实际上充当了农民战争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结论为:“他对农民的起义斗争并没有作出什么象样的贡献”,但是,仍然把朱元璋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朱元璋是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论断。我们认为,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根据历史事实,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转化”、“蜕变”或“背叛”的问题;如果说他“背叛”,也只能说他背叛了农民出身的本阶级,而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正> 1965年,孙达人同志发表《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光明日报》1965年9月22日。下引此文,只加引号),以漆侠、孙祚民同志为靶子,对翦伯赞先生提出的让步政策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本人虽然不同意孙达人同志的观点,但这里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仅就文中提出,后来又经作者多次重复的两个富于启发性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意见。一、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能否根本改变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使农民获得自由? 在谈到农民战争对封建统治的打击的时候,孙达人同志说:这种打击“第一表现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王朝”,“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农民阶级是一个自发的阶级,农民阶级获得自由,意味着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身分。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农民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是可以获得阶级的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马克思也曾说过,经过十四世纪后期的农民战争,到十五世纪,英国人口的大多数已经是自耕农民了。然而在中国却不然,由于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特点的存在,土地可以继承,可以买卖,贫富移位的情况是不断发生的,这种变化不是农民获得自由,而往往是变成地主,就秦末农民战争时期而言,有下列几种情况:     

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兼与卿希泰同志商榷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也是所有道教典籍中政治性最强的一部著作。此书打的是宗教的幌子,而谈的却大部分是治国之道。对《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应当怎样评价,解放以来学术界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它是“农民革命的纲领”,有的说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个问题看来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对道教史、思想史、农民革命史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卿希泰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一文,认为《太平经》提出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权利均等,互助互爱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理想,是鼓舞着农民大起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     

湖北省世界史学会举行学术讨论会

1981年底,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在武昌举行了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大会收到38篇学术论文、资料,大多具有一定的水平和价值。近代史组就“关于评判资产阶级革命彻底与否标准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同志指出,尽管英国在革命后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法国建立的是民主共和制,这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不同的政体,不能作为衡量革命彻底与否的标志;有的认为,某一国家在革命后生产发展很快,但这不能作为革命彻底与否的唯一标志。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是根除农民土地所有制。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恰恰是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的标志之一。由此问题引起的对英国革命后废除骑士领土制是不是标志土地所有制改变的问题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     

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的思考

推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不仅能够增强制度稳定性,提升农民对土地预期,发挥更好的激励作用,还可为未来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预留空间。但这项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再延长30年是沿用第二轮的承包关系,不重新分地,还是再延长30年,按照农村人口的变化结构,合理调整承包关系重新分地?为科学解决这一问题,未来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应慎重考虑土地政策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科学处理好“生不增死不减”问题、“土地确权”历史问题、“三权分置”的土地流转问题并及时答复农民未来土地政策问题。同时,应在未来5年时间内,从“筹地”“筹钱”“筹股”“筹业”“筹保”五个层面做好配套工作,保障“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顺利实施。     

论庶人

关于庶人的阶级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但是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是奴隶,有的同志认为是农奴。我在1956年的旧作《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历史研究》第四期)里认为他们是公社农民。我又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每一个单个的人事实上已被剥夺了财产”,所以断定我国是东方型的奴隶制。现在我这个观点基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

当前,史学界在讨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起义由广西出发北上进军的同时,完成了转化的过程,一八五三年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化为新的“封建王朝”;另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它一建立,就是一个封建政权。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看法不同,但结论一致,即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不是农民政权。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大足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起义队伍中封建士大夫的要求,并不代表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目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分不开。同样,“顺清灭洋”这一口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简单地归之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就可能忽略了口号的时代特征及与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联系。本文拟就“顺清灭洋”     

试论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

纲领与社会历史背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参政院广场集结了三千多名军官和士兵,持枪实弹,举行起义,被刚刚登上沙皇宝座的尼古拉一世所绞杀。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这一历史事件,在俄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至为重要。这次起义的性质,一般称之为贵族革命运动。苏联专门研究“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涅奇金娜,在为纪念这次事件一百五十周年而写的《十二月党人》一书中,即持此见。在我国,有的同志论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性质,也说:“按其     

论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蜕变的根源

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对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的蜕变问题,是认识上分歧的问题之一。例如对朱元璋及其政权的蜕变,有的同志认为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本质决定的;有的同志认为是地主阶级“内里蛀空”政策的产物,根子在地主阶级身上。对于农民领袖在蜕变过程中个人负有什么责任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本文拟就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蜕变的根源略抒管见,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对农民战争史几个问题的新认识——山东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侧记

<正> 山东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2月21日至23日在济南召开,4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就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让步政策的再评价、农民领袖的“蜕变”原因、士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扩大研究范围,选取新的角度方面,有所推进. 一、关于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问题战争都不可避免带有破坏作用,农民战争也不例外.但是不是如《河殇》说的那样,中国农民战争只有“周期性毁灭”社会的作用?会议一致的意见是否定的.认为农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不能把它与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