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澶渊之盟”缔结的原因

“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关于其缔结的原因,许多人都做过论述.有不少同志把它看做是宋朝在强大的辽国面前仓惶失措,丧失了正确对待事物的能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仅仅把它简单地作为宋朝政治腐败昏朽和苟且偷安的一个苦果来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偶然,也没有绝对的必然,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原因、背景和条件.同样,“澶渊之盟”也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笔者以为其缔结是有许多原因的.本文试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正.     

宋真宗和辽国策平议

近千年前宋辽“澶渊之盟”,是有积极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宋真宗赵恒利用“澶渊之役”,抓住了由“战辽”倒“和辽”的转折点,实现了“和辽”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宋辽双方形成共存双和的局面达百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汉蕃和好”的佳话。宋辽双方都为此作出了妥协和让步,都是“屈而不辱”。赵恒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各项举措大致不错,尚不失为有识有谋有为的君主。     

“澶渊之盟”对北宋经济增量的影响

澶渊之盟是宋辽在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所达成的盟约。盟约的签订使双方都达成了各自的战略目的,是一份宋辽都比较满意的协定。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朝节约了大量用于北方边患的军费。由于盟约,在双方边境贸易的过程中,宋朝居于主动地位,又可以大量获利。合约签订带来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这一和平环境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增量,更是不可估量。     

谈“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的订立,迄今已近1000年,以往不少学者论及这一历史性事件,①笔者就这一历史事件,谈点个人的看法。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檀渊订盟后,“二方既定,中外略安”,②真宗因寇准有社稷功,“待准甚厚”,就连寇准退朝,真宗也“月送之”。③可见,真宗为澶渊订盟而心满意足。初战之时,大敌当前,北宋朝野惊慌失措,京都开封危在旦夕,王钦若密奏真宗迁都,遭到寇准的痛斥,对寇准怀恨在心。战后王钦若便向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④显然,这是王钦若为报复与深嫉寇准的谗佞之言,后代的史学家多数接受了这种“屈辱说”。进步的史学家则从订盟后出现的“南北弭     

21世纪中国学界辽金民族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21世纪以来,关于辽金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包括辽金民族政策、宋辽战争、澶渊之盟、辽宋交聘、宋金和战、金夏关系、民族间的交流联系等方面,皆取得较大进展。但从内亚史的视角、区域史的思路来看,辽金民族关系仍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对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关注也有待加强。     

十世纪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

辽代武装力量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史领域中一块需要大力开拓的园地.公元一00四年,辽宋两王朝在延续多年的武装对峙和冲突之后,订立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促成这个和约的主要因素是辽宋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从此,辽王朝停止了对关内汉族区域的军事进攻,与宋王朝和平相处愈百年.“澶渊之盟”前的百年中,契丹族统治集团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采取以进攻为主的军事行动,进行民族征服与领土扩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本文谨对这一百年间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一些探讨.     

再谈宋辽“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宋辽之间由战争走向和平的转折点,关于这一事件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主要通过爬梳基本文献,放宽视界,认为它是双方势力均衡的产物,盟约的缔结出现了双方百年和好,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政治后遗症也不容忽视,无休止地搞封禅祭纪等活动劳民伤财,懈怠武备加剧了军事弱势。     

“澶渊之盟”与“绍兴和议”比较研究

＂澶渊之盟＂与＂绍兴和议＂分别是北宋与辽朝、南宋与金朝签订的和约。笔者主要通过两个和约的签订背景、内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阐述一下自己对两个和约的评价问题。我们可以得出,＂澶渊之盟＂是宋辽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屈己讲和＂的思想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宜完全肯定。＂绍兴和议＂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不宜完全否定。     

五代以来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从“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谈起

五代宋辽金西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也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交往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北民族关系史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就是其中之一。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具有     

宋朝信武殿所在地辨——兼与陈子彬、齐敬之先生商榷

《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苏颂《前使辽诗》的一首。陈子彬注文说,潭州是今日之长沙,汉朝功臣靳歙庙是信武殿。但是辽国是宋朝北部邻邦,北宋使臣赴辽不可能经过潭州,更不可能去朝拜那里的靳歙庙。这与常理有违。并且,按照习惯,靳歙庙应该建在江陵,即今日之荆州,潭州就没有靳歙庙,更不会有信武殿。另从《宋朝事实》《宋会要辑稿》《开州志》等历史文献及原诗内容分析,《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一首对"澶渊之盟"的颂歌,而"澶渊之盟"就签订于澶州。信武殿是宋仁宗于皇祐五年(1053年),为纪念其父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年)御驾亲征到澶州,战胜契丹,与之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功绩,下诏建立于澶州的。因此,原诗题名中潭州实为澶州之误。     

关于“澶渊之盟”的几个问题

公元1004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率大兵自幽州(北京)大举南下,进攻宋朝,兵锋直抵澶州(河南濮阳)城下。11月,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襄助下,亲临澶州抵御。12月,辽、宋两国停战议和,辽奉宋为兄,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如何评价这次战争,史学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澶渊之盟”对宋来说,是一次     

“互为外国”论商榷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近来对讲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应不应该有所选择,有所避讳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活跃,这是学术界二十多年来对民族关系史讨论的继续和发展。为了把讲述民族关系史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统一起来,孙祚民同志在《民族关系史与爱国主义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各独立民族国家‘互为外国’”的观点(见《光明日报》1984年6月27日),这实际是孙同志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只能以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王朝疆域为标准     

对新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大胆尝试——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一飞研究员、周竞红副研究员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一书,近期已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正如该所所长郝时远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所言:“中国的民族关系史是一个延续、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一书中进行(得到)了清晰的背景勾勒和翔实的现实论说。”全书共有九章。前三章分别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在民族关系调整方面的认识、制度及遗留的问题,概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党在调整民族关系上的探索与实践。作者把中…     

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对澶渊之盟这一历史事件及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的考察，既试图展示出历史事实较为本质的真相，又揭示出盟约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指出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浅论“澶渊之盟”的决策人物之一毕士安

“澶渊之盟”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当前史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不必强求一致。在这次事件中寇准的历史作用,已多有评述,而对毕士安的作用却鲜为人知。从订盟前后的实际步骤与最后结局上看,毕士安的意见竟占主导地位。不弄清这一点,澶渊之盟的许多历史真相难以揭示,具体人物的是非功过也难以正确评价。为使这一问题得以深入研究,故不揣冒昧,把初学心得写出,以求教于方家。 毕士安(938—1054)本名士元,字舜举,乾德中进士,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景德元年(1004年)为参知政事。当时,宰相李沆卒,真宗正在选择新相,意属毕士安,并     

弥补东北民族关系史的创新之作——评赵永春主编的《中国东北民族关系史》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处理涉及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一直备受政府及学者的关注。除全国性民族关系的论著外,中国区域性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就大的地区而言,西北、西南、中南、云南、广东等主要的少数民族分布区都已出现区域性民族关系史论著。如在现有的关于大片区民族关系史的论著中有杨建新、马曼丽的《西北民族关系史》,王文光等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吴永章的《中南民族关系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编写组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方衍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关系史》,刘锡淦的《古代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研究》,练铭志等的《广东民族关系史》,伍新福等的《湖南民族关系史》,杨德华的《云南民族关系简史》等等,唯独没有东北的民族关系史的论著出现。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悠久,有关东北历史一直被学者所关注,出版了不少有关东北史的著作。如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傅斯年等人的《东北史纲》,佟冬、赵鸣歧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董万伦的《东北史纲要》,宁梦辰的《东北地方史》,程妮娜主编的《东北史》...     

民族交融背景下的辽代诗词

辽朝继承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崇尚儒家思想,倡导“华夷同风”“华夷一家”。在政治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用科举制取士,以诗词赋为正科,从而形成了皇帝、贵族、士大夫阶层“志于道,言于诗”的局面,这也是辽朝诗词仅限于皇帝和帝后的特色。“澶渊之盟”后,辽朝出现了大量描写北方民族风土人情的诗词,这些诗词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以及当时的民族融合。     

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宋辽战争研究之三

自九八六年宋太宗北伐失利,宋辽双方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损兵折将,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辽稳稳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其机动的骑兵队经常地驰骋于河北大平原之上,攻城陷镇,最后迫使宋签订了城下之盟。对这段历史,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特别对于如何评价澶渊之盟,则持有不同见解。本文将以这个问题为重点,兼从战略战术制订和运用等方面,对宋的失败作一剖析。这点想法是否成熟,还要在实际中受到检验。     

辽中期徙都中京原因管窥

辽代中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中京城的兴建更具有代表性,这座在辽、宋“澶渊之盟”后新兴起来的北部草原上规模最大的汉化程度最深的都城,标志着契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南移.即辽代此时的国都已不再是上京临潢府,而是中京大定府.这对辽代中后期的社会发展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考查分析中京城的地理位置、经济形势等因素,对辽中期迁都中京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红楼梦》"木石前盟"原型的文化考察

“木石前盟”是《红楼梦》中主人公宝黛爱情的重要依据,也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借以表现自己自由思想和文化情结的依托,其原型来自曹雪芹所在的民族满族的古老神话,来自于满族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记忆。从悠远的历史文化出发,“木石前盟”的原型呈现出满族原始先民对生命的热爱和创造生命的自豪,因而也使得小说中“木石前盟”的最后毁灭有了更为深刻的意义,体现了曹雪芹对于清朝政权和满族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