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之争:桂系、蒋介石对全局的角逐

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对全局的角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是双方协议分占东南与两湖和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它成立后在对两湖的治理尤其与蒋介石的财政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当时各政治分会中的典型和蒋介石的眼中钉。它的撤销,既是桂系在这场角逐中败北的必然结果,亦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从合流到抗争——论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期的蒋桂关系

抗战后期,桂系集团执行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参与发动了“皖南事变”。此后,蒋桂由过去的矛盾和战争,逐步走向合流。但历史上很深的积怨使蒋桂这次合流难以长久维持,到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权、利之争,他们之间的关系再度转化为对立和抗争。     

略论抗战时期蒋桂之间的矛盾斗争

新桂系是国民党内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方派系,与掌握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始终存在着矛盾斗争。抗战时期二者的矛盾斗争受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制约,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演进影响深远。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但双方依然存在着矛盾斗争。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集团就奉行消灭异己政策,新桂系是其主要对象。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酿成蒋桂战争和蒋冯阎桂中原大战,新桂系败退回广西。“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集团推行“攘外必先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蒋李假和谈彻底暴露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的幕后指挥下,拒绝接收经国共双方代表商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据蒋经国4月17日日记中转载的蒋介石日记,内称:“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     

略议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

1931年2月,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与胡汉民为是否立约法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以蒋介石强硬扣押胡汉民收场,史称"约法之争"。史书大都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笔者认为,仅以其独裁意图为他与胡的"约法之争"作定论,未免过于片面。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不仅有个人权力之争,也包含有与胡汉民不同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

1920年代之初,国共两党提出"打倒军阀"口号之后,契合了当时以"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时代潮流,国民党人通过建立"党军"体制等方式以区别"军阀"的努力在北伐初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社会舆论以及时人观感中确立了自身优于"军阀"的正面形象。然而,北伐进程的迅速深入导致时局急遽分化,敌我之间的区分愈发模糊,国民党自身的工作不能及时跟进,"党军"迅速"军阀"化。"旧军阀"被打倒之后,在国共之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蒋介石被不同的政治对手共同指认为"新军阀","打倒军阀"口号的有效性开始消解。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李济深与中共的长期合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坚持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国民党妥协分裂,进一步为维护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1月1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决裂.解放战争后,李济深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迁都之争

1926年冬至1927年春,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武汉问题,是当时关系时局中心的一个重要问题。那时,在北伐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新右派也非常猖獗,蒋介石为了进一步篡夺领导权,挑起了迁都之争。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击下,蒋介石改都南昌的阴谋被挫败了。这一斗争,反映出了当时各阶级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动向。     

新桂系用人政策剖析

新桂系于民国14年(1925)夺取广西政权之后,出兵助粤、参加北伐,18年(1929)又暴发了蒋桂战争。19年(1930)11月桂系头目黄绍竑离桂投蒋,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南宁,兵力损失很大。历年战乱使广西满目疮痍、兵匪遍布,社会极不安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虽在李、黄(绍竑)、白时期(1925年9月—1930年7月)进行了一些改革与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的来说,社会治安没有明显改变,百业仍然落后,经济入超严重,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另一方面,新桂系面临着二大力量的严重威胁:一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一是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桂系面临的根本威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右江地区的革命力量。     

论大革命时期我党与新桂系的合作和破裂

大革命时期,新桂系(以下称桂系)是刚从旧桂系分化出来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倾向革命,要求北伐。我党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纲领,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孤立、分化与瓦解敌人营垒,同他们进行了合作。后来,由于革命队伍不断分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接着,桂系也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从而导致我党与桂系合作关系破裂。本文就我党与桂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关系进行考察,揭示其合作与破裂的必然性。     

对《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的商榷

《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发表了王宗华、张光宇同志的《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一文(以下简称《重评》).读后颇受启发,但也想提出几个问题来求教于王宗华、张光宇同志.(一)关于宁汉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的作者认为:"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比较,武汉政府的主力部队数量较多,战斗力也较强".还说:"军事形势对蒋介石是很不利的",等等.认为宁汉对立     

李济深在桂林二三事

抗日战争时期,李济深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该厅第三处是蒋介石直接控制的特务组织,处长杨某是戴笠的亲信。该处以侦查其所谓异党分子为主要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与李济深发生了不少矛盾。当时经我向李济深反映特务搜捕我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而请其救援的事就有好几宗,现列举其中二三事。     

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集团争夺东南地区的斗争

东南地区,尤其是苏浙皖三省,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夕,客观上已经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右派军事集团争夺的最重要的区域。蒋介石集团在争斗中逐渐控制了东南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而武汉国民政府则逐渐丧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笔者认为,这一过程,是决定武汉国民政府命运的关键的一环。所以,探讨这一过程,对研究武汉国民政府史将有所裨益。一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集党政军民财等各权于一身。但北伐开始后,蒋氏权力开始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北伐军内部将领,主要是唐生智,开始与蒋争权较势。唐部在北伐开始后先行入湘,实力猛增,等蒋介石入湘时,唐已控有了湘省的民政和财政。此后,唐又先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而蒋攻武昌则失利,湖北实权又落唐手,蒋介石因为唐生智力量的崛起和对湘、鄂的控制,先是感到自己的地位有受到威胁的危险,对唐生     

“四·一二”后南京政府与江浙金融财团的关系

江浙金融财团曾经以自己的财力助蒋上台。但是,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并未将该财团礼为"座上宾",而是对其采取有拉有打的策略驱使之、勒索之;而江浙金融财团1928年后也在对南京国民政府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中,做着既讨好、奉迎又时有反抗的挣扎。双方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一在南京政府中,宋子文与江浙金融财团以及上海资本家的关系最密切也最融洽。蒋介石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宋子文与该财团的这种关系,交替采用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两手,达到了将财团驯服为附庸于自己的目的。但宋子文对待江浙金融财团的态度和手法既不同于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迁都问题,南北舆论出现两次热烈集中的讨论。第一次以武汉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为主阵地,围绕理想中的首都、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28年春二次北伐引发南北新一轮的迁都之争,北方学人白眉初、叶叔衡与南方张其昀、龚德柏等围绕建设北京与南京的优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最终因蒋介石为首南方军事政治实力集团介入,社会上的迁都之争才逐步平息下来。透过这两场迁都之争,不仅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社会各界对于建都的分歧,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而且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貌,国家层面的政治统一与社会层面的思想统一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清华学人与蒋介石(1926-1948)——兼论国民党与清华(联大)学术共同体之离合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清华在地理上始终远离政治中心,且由于美国背景之"庇佑",其政治色彩较之其他顶尖大学而言确实相对较弱。饶是如此,它仍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集中体现为与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联系。从北伐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长期处于权力中枢,但其形象多有变化。在天崩地裂的政局变幻中,清华学人内部也不断分化、分道扬镳。亲国民党的学人逐步南去,而多数学人则用脚投票,放弃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清华学人与蒋介石之分合,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也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与"政治人"之间极为繁覆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