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信任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态,它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黏合剂,其在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预警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处置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在善后阶段,信任社会资本发挥着＂监督员＂和＂指导员＂的作用。构建诚信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发挥其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导作用;培育民众间的普遍信任;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增强其信任＂传递和生产＂功能。     

群体性事件治理视阈下的社会组织研究

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它的介入可弥补单一政府主体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在事前预防阶段发挥"渠道、制衡与保障"功能,在事中处置阶段发挥"调解与规范"功能。本文认为,可从管理体制、扶持政策、监管机制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突破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困境,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基于公共治理视角的群体性泄愤事件研究

通过案例分析了群体性泄愤事件的特点和成因,这类无直接利益关系冲突,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潜藏的结构性问题,也表明了我国地方政府在群体事件应对中的能力不足。提出以公共治理的视角,增强基层政权的服务能力,转变执政观念,完善民主参与方式,达到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社会心理冲突: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根源

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不仅进入了高发期,而且规模大、对抗激烈、社会危害严重,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但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从本质上看,任何群体性事件背后都隐藏着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心理动因。而在这些心理动因中,社会心理失衡和冲突是最重要的动因。所以,要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必须全方位、多视角地深入剖析社会心理冲突及其发生机制,揭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根源,以寻求有效治理的对策。     

从压制到回应: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压制型治理是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之实然模式,其存在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但难以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回应型治理能有效预防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维护公众的合法权利。从制度的构建对回应型模式进行研究,推动回应型治理模式的法律化,是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回应型模式构建之关键,主要有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革新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完善政府生态责任问责制等。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群体性事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我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就其发生原因而言,群体性事件的加剧,有着历史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制的、社会心理的诸多根源。群体性事件固然有社会危害的一面,也有其客观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治理对策是否得当。     

多元化社会的文化治理模式研究

时下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多元化社会时代.在完善和推进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社会多元化的现实还是社会实现善治的诉求,均需要社会治理的主体,即政府、市场组织和公民社会,积极探索和实施文化治理模式,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呈现出突发性、暴烈性、难以控制、难以协商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有关。“谈判者缺席”问题直接反映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状态,而其深层社会结构根源在于转型期“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这导致社会缺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载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失缓冲地带。当矛盾出现时,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冲突以突发的、对抗的、难以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培育社会中间组织是应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治理方式。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协商民主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功能

精英决策体制中协商民主的不充分是导致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高发、频发、规模化、暴力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具有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其向着规模化、暴力性、与政府对抗的方向发展的功能.目前,以尊重公民参与权,以“权利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尚未取得主导地位,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制度建设、加大问责力度、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来促进协商民主政策范式的建立,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与治理--以社会情绪表达为分析视角

针对促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如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公感、尊重缺失感、道德焦虑感等,需要通过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强化政治参与、合理引导舆论、完善法制建设等途径加以化解、疏导,引导、规范民众的网络表达,从而遏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达到从源头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政府社会责任演进、可持续发展与完善政府会计职能

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复杂性促使政府机构与部门在践行政府社会责任时不应再止步于被动的履行,而需要随着政府社会责任演进主动嵌入相关积极功能。与此相对应,要坚持和改造政府部门履行社会责任传统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与创新政府部门履行社会责任形成性职能,使得政府部门与机构承担政府社会责任趋于理性与主动。由此必将提升政府部门与机构治理多元社会能力,增强政府行政公信力,改善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频发现状。而完善与创新政府会计职能必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论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非政府组织凭借其自身所具有的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盈利性等优势,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政府、市场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并已经成为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和谐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非政府组织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和谐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