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中的长题对其诗歌接受的影响研究——以苏轼诗歌为中心

由于宋代科举考试对诗赋的贬抑及诗人自身欲寻求诗歌艺术的突破等原因,一部分宋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往往随性而抒发,表现之一就是诗歌的题目相当冗长。但由于传播的便利性原则的规律使然,这些长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诗歌在当时和后世的接受有不利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宋诗的印象。苏轼就是这些喜用长题的宋代诗人中的典型代表,尽管诗歌长题是苏轼"以文为诗"的一种艺术拓殖,但长题还是对这部分诗歌传播接受的不利影响甚大;尽管如此,从在宋代及之后的元明清的苏轼诗歌接受过程来看,苏轼诗歌也在不同的声音中成就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     

康有为的诗题、诗序和诗注

康有为在诗题制作、诗序写作和诗注运用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文章化、纪实化倾向,这表现了他诗歌创作中突出的政治意识和"诗史"精神,也是这位文人政治家过人才情和创新精神的体现。康有为的这种探索和努力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体形式也具有创新价值,他的这部分诗作还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论张岱小品文的“以诗为文”——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

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以诗为文"的特点,诗歌对其小品文的渗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可看出其以诗为文表现为:以诗的形式为文,以诗的意象为文,以诗的抒情为文三个方面。其小品文具备"以诗为文"跟张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的高度概括化跟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以及其在高雅精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学识修养气质有关。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论日本江户时代以诗为教的道德教育——以汉学私塾咸宜园为例

日本江户时代民间最大的私塾咸宜园通过开设汉诗课程进行道德教育,这种以诗为教的教育模式的形成与江户私塾存在的门人行为放浪问题,以及塾主广濑淡窗的汉诗观、儒学和诗学素养、学问师承密不可分。广濑淡窗高度评价诗教在情操教育中的作用,并在其汉诗中渗透了政治道德、家庭美德、个体品德教育思想,通过汉诗艺术的感召力,直抵人的心灵唤醒道德思考,从而升华人的道德境界。在这一方面,咸宜园在江户时代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咸宜园培养了具备忠孝道德的弟子,一方面有利于维持德川幕府统治,另一方面又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可加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和道德资源。     

论苏轼儋州时期的人生哲思与文教实践——以苏轼在儋州的诗歌成就为中心

苏轼晚年虽谪居海南遐荒之地,但不坠平生学道真实之意,著述兴教,形枯而神气充盈。于个人思想而言,已达思精理熟之境。于儋州而言,则启此地文教之盛。苏轼在儋州的贡献,对于当今儋州抑或是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既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又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宋之际道教的变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

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分析了这种影响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     

论晚明士人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晚明士人任侈生活为中心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欲望合理化的理论赋予晚明士人崇奢任侈生活的合法性.晚明士人躲避传统儒家以雅正为依归的政教合一的审美风格,表现出“去崇高化”的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士人为表率,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所压抑的“丑怪”为美之追求,不仅表现出晚明士人独特的审美个性,而且日益播散形成晚明社会性的审美风尚.此种审美风格以消极的方式不断瓦解社会压抑的可能,追求个体性的自由,从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生成逻辑、思想内涵和时代意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是新时代党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生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论述，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熔铸于新时代党对“初心”的践行和教育规律的探索；其思想内涵包括以满足人民需求为目标的教育发展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的教育强国观和以解决人类教育发展问题为己任的教育责任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提供思想指导，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为世界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何以安民：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赓续与创制——以王韬、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中心的讨论

在由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若从现代国家成长的道路来看,既不是普遍主义的凯旋,亦非特殊主义的再生,而是用普遍性的眼光去审视特殊性,立足于特殊性的立场以汇通普遍性。考察王韬、李大钊、毛泽东对建构现代国家"根本性议程"的探讨,不难发现,"何以安民"始终是他们的注意力所在,"民惟邦本"是历史给定的思考国家根本性议程的约束性条件。历史最终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与先儒习惯内视"三代以上之遗意"的乌托邦式臆想相比,实现了历史性的跃升;与西方专注于控制权力的宪制思维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区隔。从"民惟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既有历史的赓续,更有后世的创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兼析苏共执政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贯穿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目的,这源于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曾践行而后又背离了这一原则,后期由于公仆变主人、人民利益得不到保障而导致亡党亡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理论上清醒定位主仆关系,从法治上切实保障,彻底消除公仆变主人的土壤和条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与复合治理结构,健全国家治理体系,跟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从当代散文的嬗变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确立的艰难——以巴金、贾平凹和余秋雨为例

本期散文文体研究笔谈,邀请到四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参加。四位学者长期关注、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对于散文文体问题卓有心得。孙绍振教授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真情实感论的十大漏洞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范培松教授认为一部散文文体的变革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散文写作中自我的蜕变历史;陈剑晖教授将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归纳为内敛性的思维方式、生命的本真呈现、智慧写作和自由心灵四个方面;王兆胜编审认为当前中国散文出现了严重的失范,迫切需要解决散文的文体异化问题。四篇论文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学术结构、观照视域、审美经验的不同,构成了令人回味和反思的理论对话空间,我们相信这种对话,一定会促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思和争鸣。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先秦民主论——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中心

20世纪前期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先秦民主思想做了深入研究。他们结合具体社会构造和社会关系阐释先秦民主思想,其阐释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人的发现、天民合一、赋民权利。在探讨先秦民主思想产生的根源时,郭沫若立足于人民解放视角,吕振羽以阶级斗争作为维度,侯外庐主要从土地私有的显族历史进行说明。他们既肯定先秦民主思想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和批判,又揭示其脱离时代的空想和局限。他们开创了先秦民主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但也存在不足。     

金树仁时期英国和苏联在新疆的竞争——以英新、苏新贸易为中心

金树仁治新时期,英苏在新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对新疆的影响发生急剧变化,本文以贸易为中心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文章认为,金树仁治新之初,维持英国在贸易和政治上的相对优势,保持新疆对外关系的平衡。随着苏联对新疆贸易攻势的加强,金树仁一度试图以多元化对外贸易政策来制衡苏联。但是,苏联步步紧逼,通过贸易上取得绝对优势来逐渐从政治上影响并控制新疆;而英国对新疆贸易及其在新疆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迅速减少,处于次要地位;英国在政治上平衡苏联的作用也随之大为降低,英苏此期在新疆地位发生根本转变。这种变化不但决定了金树仁在新疆的命运,也决定了后来盛世才倒向苏联的必然性。     

论宋代的监司关系——以转运、提点刑狱和提举常平司为中心

宋代监司除转运、提刑、提举常平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杂职监司,他们对一路的职权进行分割,形成职权互相交叉的局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监司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监督、牵制,构成宋代监司关系的主体.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受中央集权加强和社会经济变化两个因素的影响.     

狐妖妲己故事在日本接受和变化情况研究——以狐妖玉藻前故事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

一般认为,日本狐妖玉藻前的故事是受到中国狐妖妲己故事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但是,若单从故事情节上来看,狐妖玉藻前的故事在十四世纪就已经被创作,且此时提到玉藻前原是狐妖褒姒,直到十七世纪玉藻前与妲己才同时出现在故事中。分析玉藻前故事的人物和情节、梳理故事的形成和发展情况可以发现,事实上,狐妖妲己的故事确实直接引发了玉藻前故事的创作,但这种引发却是经历了两个阶段才最终完成的,且在前两个阶段中妲己和玉藻前并没有被直接关联起来。此外,狐妖妲己故事在日本的接受和改编,导致了狐妖褒姒故事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