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黄帝观的比较意识

钱穆的黄帝观富于比较意识。钱穆强调在世界各文化单位共存的联系之中重新审视中国，这实际上延伸了轴心期理论的上限。钱穆认为，炎帝和黄帝二者之间虽然矛盾有斗争，但是总的说来呈现出互补的关系。钱穆运用近代殖民思想来认识分封制，从而认识到分封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开疆拓土的积极作用，这既有利于扩大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又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     

"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评

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钱穆的故乡——无锡市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东吴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等海内外46所高校、研究机构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着钱穆学术思想、钱穆与国学研究、钱穆与中国历史文化、钱穆的文学思想、钱穆与同代文化名人、钱穆的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交流。现综述如下:一、钱穆的学术思想与史学观被誉为20世纪国学大师的…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意义变体的角度解读语法隐喻

从意义变体这一独特的角度来解读分析语法隐喻,可发现,语法隐喻既具有强调又带有抑制的双重语义特征,同样是人们用来扩展语义,实现特定交际意图的方式.语法隐喻与词汇隐喻互为补充,共同构筑隐喻这一范畴.     

王弼学术思想探微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虽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其学术思想表现为:采用入经出经的方法,即通过注释儒家经典而破除经学的神学迷雾;解读经典采用"得意忘言"的方法,破除汉儒解经旧说;以道释儒,整合儒道,并非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儒学。     

钱穆的通史观及其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亟需一部新通史以实现“书生报国”。钱穆目睹于此,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出了自己的通史观。钱穆认为,新通史应当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详于民族文化;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并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钱穆于抗战期间撰写出了通史之作——《国史大纲》。虽然钱穆的通史观及钱著在当时并未引起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今天却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钱穆对朱子学“乾道”学术品格的判定

"格物穷理"在朱子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钱穆也如此认为,只是钱穆又从"乾道"的高度定性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在钱穆看来,汉唐诸儒及宋明理学诸儒多在无头坤道上用功,只有朱子能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能开创。钱穆本人虽然对朱子学的"乾道"学术品格论述不多,但对朱子学的此一"论断非常重要,因为钱穆所理解的"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     

黄式三学术思想评议

黄式三继承了乾嘉汉学的治学路向 ,坚持以实事求是来衡量学术 ;主张汉宋调和 ,尤其是从学术演变的角度论证汉学和宋学的关系 ,见解独特 ;推崇礼学 ,与 18世纪末出现的“以礼代理”倾向形成默契。其学术思想凸显了传统学术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特色 ,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值得注意     

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深入研究扬州学派,显然有助子更准确地阐明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既说明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扬州学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戴震与江永关系的再探讨

关于戴震与江永间之究竟关系,学界多从钱穆及其高足余英时之说.然钱说在两个重要方面有误:一、谓戴震的朴学出自江永;二、谓江、戴二人初晤时间为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年).其后,余英时虽对其师之前说进行了修正,即江、戴二人为师友关系,然仍坚持其师之后说.本文参校有关史料指出:不仅江、戴二人初晤时间实为庚午之二年后的壬申(1752年),且其二人之关系最多亦仅能处于师友之间,故所谓的戴氏背师之说实乃无中生有.     

钱坫金石学研究述要

钱坫是活跃在乾嘉金石圈的一位重要学者。他一生阅览金石无数，学术积累丰厚，结合考据学盛行的时代风气，对金石学有深刻的理论思考。钱坫主张摒弃前代溺于鉴赏把玩的金石研究习气，掘发金石学服务于经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致力于考辨文字源流，证验古代经济社会制度、区域地理沿革等切于实用的学术研究。钱坫的金石学研究方法反映出乾嘉小学的发展水平与理念追求，囿于时代情形，得失互见，具有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典型特征。     

钱载与戴震交恶之缘起

就戴震进四库馆后与钱载发生激烈争执一事,追溯钱戴争执的缘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议论朱彝尊《经义考》而招致钱载极大不满。馆中的争执,不是双方交恶的开始,而是交恶的持续和总爆发。从中可见戴震在治学方向上的自觉及考据学的高涨所引起的社会反映,同时也能看到朱彝尊在乾隆年间北京学人中的显著影响。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论钱钟书思想的“非体系性”

钱钟书思想的外在形态表现出非体系性,其理论根源在于非理性怀疑论思想,然而学术界恰恰有人以此为据来贬低其学术地位。事实上体系与非体系来自于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的不同,分别带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色彩,从根本上讲不宜作为一种价值标准来衡量不同性质之文化。非体系性乃是近现代哲学追求的目标,钱钟书的学术取向实际与世界学术发展的基本走向高度一致。     

和而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与钱玄同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胡适与钱玄同的关系颇为引人瞩目。从总体上看,二人同属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式人物;但从各自的性格及其对待问题的态度看,胡适更温和、理性一些,而钱玄同则表现出激进、学理性不足的一面;胡适著作等身,思想自成一体,钱玄同多短篇散论,思想跌宕起伏,但却往往振聋发聩。胡适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思想,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发展前进的足迹。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钱学森书信》的当代意义及哲学价值

《钱学森书信》是钱学森科学思想和观点乃至他对做事、做人、做学问态度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是我们学习钱学森为人治学的好书,而且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灵魂的百科全书,里面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深入学习和研究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对当今我们进行科学实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具重要的意义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