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谢”的人品与文品

谢灵运、谢朓是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后人称之日“二谢”或“大小谢”。与小谢同时的诗评家钟嵘曾将大谢列入上品.而把小谢列入中品,引起了人们对“二谢”评价的探讨,一般以为“二谢”有同有异,他们俱妙于出景,体裁鸿硕,词气冲澹,尤其是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与“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相映成趣,皆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所不同的是大谢语俳而气古,崇尚巧似,形象鲜明,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情”与“理”的内在张力——从《论语》看孔子的“情”“理”观

孔子既不是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情感至上者.在《论语》中,“理性”与“情感”始终通过一种张力关系,来达到两者的平衡.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孔子一方面彰显“礼”、“义”的重要性,强调“正名”,反对僭越;另一方面,为挽回“礼”的形式化趋向,重塑“礼”的自然基础,他又强调人的自然与道德情感.“情”与“理”的张力关系不仅奠定了儒学日后发展的主要基调,而且也开启了日后儒学孟荀不同的发展路向.     

一“指”禅随笔:道“二”

“二”当然也是一个只有两画的中国字,而不是那个由初等数学或者小代数中的“1+1”在规定体系中演释的逻辑结果。在这个封闭的规定体系中也有一个形状与“二”相似的只有两画的逻辑符号,我们叫它为“等号”,也就是“=”。虽然都是两画,但却反映出并决定了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据说在初等数学中,等号两边完全一样,以至等号两边可以互换,这是一种可以不加证明而任意采用     

明代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从“因情立格”到“发抒性灵”的流动性结构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不仅有拟古主义的失误,而且也有自赎性的反思.他们在逐渐地“自赎”中,孕育出尊重艺术个性、富有思辨智慧的文艺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审美情感论. “情者,心之精”.正是在情感论这个审美核心的问题上,明代前后七子的文论不断地显示出变异性.他们不仅主张“因情立格”,进而强调“发抒性灵”,逐步摆脱拟古主义的桎梏蔚为性情的喷薄;而且以他们在文坛上近百年之久的“接力赛”,建构起别具一格的审美情感论.对此,他们中已经有人朦胧地意识到这是“流动情思”,或者说是     

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成为“兄弟”：新疆伊犁回族社会中的“恰依”现象

回族“恰依”是回族借用维吾尔族“恰依”运行方式,“再造”社会关系的一种文化模式。根据不同的标准,“恰依”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反映在社会实际运行中,不同的“恰依”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和特征。“恰依”在解决成员内部困难、情感慰藉等方面发挥着“亲兄弟”“亲姐妹”的社会功能。对于单门独户的家庭和个人来说,“恰依”在移民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二湘”主旨考论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独具特色的两篇作品,诗篇的主旨是否与屈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有关,一直是古今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从诗篇所表现的思念、求索、幻想、失望和绝望的情感历程来看,“二湘”的主旨是借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期而不见的情节、誓死不渝的情感与思想,来寄托并表现屈原自己对君王忠心,却被君王疏远、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情。     

国土抗争之歌：艾青与韩国现代诗人李陸史抗日诗之比较

在战火纷飞、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年代,中韩两国出现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其中以艾青和李陸史的诗作为代表。艾青与李陸史的抗日诗在意象描述、情感基调、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首先,两位诗人的抗日诗中都出现了“雪”“土地”“冬天”“北方”等意象群;其次,两位诗人形成了“忧郁-绝望-希望”的情感基调的同步;最后,他们诗文的语言风格因宣传政治目的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各具特色,艾青的抗日诗追求直白的朴素美,而李陸史的抗日诗追求隐晦的含蓄美。     

《豳风·七月》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

《豳风·七月》来自民间,由奴隶们集体口头创作,历经传播与不断创作的漫长过程,最后由周代宫廷乐师加工润色、创作而定型.诗以“诉苦”为基调,叙事与农事描写均为抒发愁苦情感服务,反映出广大奴隶们艰辛的生存环境,抒发了他们心中普遍存在着的各种情感.因此,无论从创作主体、情感抒发来看,还是从诗歌原型、表现手法来看,《豳风·七月》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向抒情诗发展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叙事诗、农事诗.     

汉语基调的九宫调模矩阵及其参数

本文揭示了汉语语篇基调的调模矩阵及其声学参数 ,并借我国古代传统的“九宫”图示 ,对基调的调域和各种调模进行了系统而形象的描述。结论是 :把语篇的音高、音长作为两个坐标 ,各分为三个层级 ,从而形成了汉语基调的九宫调模矩阵 ,并能在九宫调模的不同位置上 ,显示出不同的二维声学特征。文中提出的“汉语九宫调模矩阵”即汉语基调模式的组合规则 ,可以涵盖所有语篇基调     

“创世纪”的激情——辛亥革命时期文学思潮描述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在文学领域涌动着泾渭分明的两种文学潮流。由于政治选择、情感基调与审美风格的差异,两种文学潮流分别为人们推出了具有不同风貌的两个文学世界。沉浸于对未来世界狂想之中的革命派作家,决心以文学创立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他们展示的文学世界,洋溢着改天换地的创造精神。因此我们将这一文学潮流称之为“创世纪”文学思潮。(另一文学潮流以清朝遗老孤忠为主体,我称之为世纪末文学思潮,另文论述之。)     

试论欧阳修词的乐观风格

在宋代词坛,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词作内容各有侧重、风格也并不相同,但其基调大都是感伤的.欧阳修受当时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潮的影响,其词作虽也有感伤、悲凉的基调,但大部分均清新自然、风格乐观,在以感伤为主调的北宋词坛可谓别开一家,体现了词多样性的风格,并促进了豪放词风的形成,在词学史上影响深远.     

孟荀对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不同发展

先秦时期儒家有三个代表人物———孔、孟、荀 ,他们的道德修养论奠定了其后我国传统道德修养论的基调 ,但由于他们三人分处春秋战国时代的不同阶段 ,面临的具体社会情势有所不同 ,导致他们的道德修养论在前后传承发展中又有所损益流变。孔子“仁”“礼”并重 ,在道德修养中注重“学”“思”结合 ,内外兼修的方法 ;孟子推行“王道”、“仁政” ,在道德修养中继承了孔子的“思” ,发展出“存心”、“养性” ,向内反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荀子“隆礼贵义” ,在道德修养中继承了孔子的“学” ,发展出“强学而求”、“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方法     

秦观词的悲剧美

读完了秦观现存的近百首词后,会强烈地感到,他的词作有着一个总的基调,这个基调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愁”字。愁,与忧、恨、苦、悲、痛和伤心等意思相通或相近。秦观的词作中,除了少数早年的写酢酬或游览的之外,几乎首首都写愁,有的甚至字字都是愁;其中有离愁、乡愁、闲愁、穷愁和闺愁,等等。被贬之后,越到南     

从《花间集》编纂标准看《花间集序》“清雅”的词学思想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雅词选集,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它的“清雅”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它的词人、词作以及词作的题材、情感都是经过选择的;其次词作的题材以言情为主,其他各类题材多是从言情派生的。欧阳炯赞颂了赵崇祚“清雅”的编纂思想,但《花间集序》却是用骈体文来表现抽象的词学理论,其间还有遗漏和讹误,因此比较难读。我们认为从《花间集》编纂标准来探讨《花间集序》的词学思想,也不失为一条可靠的途径。     

“苏门四学士”贬谪词中的感情蕴涵

词体在"苏门四学士"手中成了"自遣"的工具,但是由于词人的禀性情怀、后天修养不一,面对贬谪的心理反应也并不相同,反映在词作上就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蕴涵。本文结合具体词作探讨"四学士"在贬谪期间的词作风格。     

谈谈“两”和“二”的使用

在编纂年鉴中,“两”和“二”时有出现,“两”和“二”在表示数量时,意义相同,但使用起来是有区别的,如若乱用,就会贻笑大方。为此,在编辑稿件时要细心,不要因为一字而影响年鉴的质量。 一、与量词连用表数量时,用“两”不用     

明代“台阁体”刍议

“台阁体”作品在明成祖时期大量出现，与其在仁、宣时期盛行的原因不同。前期的盛行，因帝王的高压政策所致；后期的兴盛，则源于作者自身。另外，“台阁体”作品不仅是为帝王歌功颂德，而且也是在歌颂作家自己。因为他们是太平盛世形成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对自己政治价值得到实现的肯定及功成名就的自豪感。对于“台阁体”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秦汉时期的“命罪”及其管理模式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规定,鬼薪白粲罪以上逃亡的要“以其罪命之”,而耐隶臣妾罪以下就只是“论令出会之”。根据众多同类文献分析比较可知,“命”与“出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地方官府针对轻重不同的罪犯逃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秦及西汉时期,针对重罪逃犯,治狱吏要缺席论定“命罪”,使之成为“命者”,官府再派吏求捕。出于行政成本考虑,官府不会拘系轻罪犯,只是责令他们“出会”,即在规定日期内前来接受处罚。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表明,犯有较重刑罪或造成官府财产损失的罪犯逃亡后,地方官府首先会派吏徒求捕30日,在求捕不得的情况下,治狱吏会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以加重论定“命罪”的方式阶段性结案。“命罪”之后,县廷治狱吏会制作“命者”的“命籍”,并汇总成《命簿》,以便尉史或亭长继续求捕。《命簿》需要在上计时向上级汇报,接受郡国考课。而东汉简牍材料显示,东汉中后期以降,官府对逃犯不再缺席论定“命罪”,而是继续派吏逐捕,显示出对罪犯逃亡的管理模式已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