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纪庄木牍《户口簿》所见汉代的人口问题

2006年公布的纪庄木牍《户口簿》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份汉代县级户口统计资料。这份户口资料,对我们认识西汉前期全国的人口数量、各乡的户口数量、八月案比制度,都提供了新的信息,深化了对汉代人口问题的认识。     

松柏西汉墓簿籍牍考释

湖北荆州松柏西汉墓48号木牍"二年西乡户口簿"中的大男、大女,指15岁以上包括免老和罢癃的成年男女。53号木牍性质应为"南郡事复口算簿",簿中的小男、小女指7岁至14岁需交纳口钱的使男、使女。47号木牍为"南郡卒更簿",簿中数字经计算大体吻合。三种簿书均存在大男与大女比、小男与小女比、使大男与大女比、使男与使女比、卒与使大男比严重失衡,而男女人口总数比例大致平衡的情况。这应是为了逃避赋役人为造假所致。     

土山屯木牍所见汉代口钱算赋问题

青岛土山屯汉墓木牍《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为我们认识汉代的口钱、算赋问题提供了新资料。牍文中的“事口”是指7岁至56岁(或60岁)应当缴纳口钱和算赋的人。“凡算”是指所有15岁至56岁(或60岁)的人应当缴纳的算赋数。“事算”是指实际缴纳的算赋数。在算赋的征收中，罢癃是免除算赋的，奴婢则征收数倍的算赋。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凡口·事·”中的“事”是指“事口”,“算·事·”中的“事”是指“事算”。《汉旧仪》“算民”中的“算”应是计算之意，“民”是指“事口”之民。“算民”是统计“事口”之民，即统计缴纳口钱、算赋的人。口钱、算赋在三国吴简中称为口算钱。     

《青川木牍》补释一则

文中对《青川木牍》中的“鲜”字进行了释字的梳理,并对“鲜”训读为“猕”的说法提出疑问,认为“鲜”通假为“散”,表示芟杀草木之义;或者直接将“鲜”读为“杀”字,“鲜草”即典籍中常见的“杀草”一词。     

秦墓《为田律》文学译解

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秦国木牍纪录了当时的《为田律》及执行情况,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和文学意义。过去的释文按散文断句,译解不顺,今按韵文断句,诗意盎然,豁然洞开,表现了战国秦人的朴实文风。     

尹弯汉墓简牍“提封“面积数指的不是东海郡的耕地面积

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木牍《集簿》所载的“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是一条关于西汉成帝元延年间东海郡土地面积资料。作者不同意有人将它认定为东海郡的耕地面积数字,认为它是一条关于东海郡土地面积的准确数字,并进而肯定了它在西汉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     

汉代标点符号考略

史进大汉 ,标点符号的使用迅速增多 ,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从现有出土的汉代以竹简、木牍、缯帛等为载体的书面语言材料中可看出 ,使用各种标点符号已达 1 0多种。另外 ,在《说文解字》和《熹平石经》中也使用了几种标点符号     

海南岛历代人口资料初析

海南岛的户口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贾捐之传》:“儋耳、珠崖二郡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其县名,人口数均未详,我以为这仅是一个估计数。因为十六县中可考者仅八个县,其余八个县不可考。《后汉书·郡国志》载:合浦郡五县(珠崖、徐闻、高凉、临允、合浦)共23,221户,86,667人。这一数字包含了海南岛的珠崖县,但珠崖县户口多少,未详。《隋书·地理志》载隋代于海南岛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统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     

荆州松柏汉墓简牍所见"显陵"考

湖北省荆州松柏一号汉墓出土简牍记载汉武帝早期的南郡辖有"显陵"。本文从显陵的人口信息入手,指出仅有四百余户的显陵属于非常特殊的县级政区。西汉时代的县级政区中,只有侯国和陵园奉邑的户口数量少至三四百户。在排除显陵为侯国的可能性以后,可以明确显陵为陵园奉邑。西汉时代,诸侯王可以设置陵园奉邑,在各诸侯王国境内普遍分布着诸侯王陵园奉邑。南郡曾两度设置为临江国,显陵应为临江哀王刘阏的陵园奉邑。"显陵邑"设置于景帝四年刘阏去世之时。汉元帝永光四年,朝廷全面废除陵园奉邑制度,显陵至迟于此年废除。显陵的地理方位约在今湖北省荆州市北部,该地理方位与荆州松柏一号汉墓35号木牍南郡行政文书所展示的南郡辖县空间排列规律相符。荆州松柏一号汉墓墓主周偃,在出任江陵县西乡有秩啬夫之后,应在南郡太守府任职,至元光二年七月调任桂阳郡南平尉。松柏一号汉墓出土的南郡行政文书,形成于建元三年至元光二年七月墓主周偃出任南郡属吏期间。     

明代都司卫所人口数额新探——方志中两组明代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的评价

现存明代及清顺治时期刊行的五种方志,记载了洪武、嘉靖时期两组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洪武时期人口数据较为可信,经校正后可知陕西行都司洪武末年人口在六万户、十六万口以上。嘉靖时期人口数据较洪武时期有明显下降,不符合明代中后期陕西行都司人口增长的历史趋势,难以采信。陕西行都司人口构成中,军籍人口占据了绝对数量,卫所代管的民籍户口、归降蒙古部众等其他人口,并不都包括在人口统计范围内,所占比重较小。以陕西行都司为例,如果我们认为军户有原籍的多数都被登记到黄册系统之中,则卫所代管的民籍人口和其他归降、寄住等人口数量,相对于明代洪武年间"两京十三省"数以千万的户口数据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进行明代人口总数的探索时,似乎也不必过分纠结军事系统(都司卫所)人口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