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西汉游侠与国家互动及游侠身份转变简

游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它于西汉后期转化为豪族而从历史上消失了。纵观游侠作为一个实体性阶层存在的历史,它与国家互动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战国时期卿相贵族招养游侠,游侠为国所用却又以武犯禁;秦代对游侠限制、打击,游侠却成为反秦力量的中坚;西汉初至景帝时期对两类游侠采取不同的策略,两类游侠一兴一衰;汉武昭宣时期对游侠采取打击与引导相结合的手段及游侠出现分化;元成至西汉末期国家对游侠进行拉拢及游侠转化为豪族。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王权支配社会的原理起着主导作用。游侠阶层最终被逐渐强大的王权所整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

游侠兴起于战国,兴盛于西汉,于东汉时衰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民不聊生,国家政权衰微,游侠又有了适宜生长的土壤。游侠豪族以及任侠的豪杰,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游侠豪族或建立自己的武装,或依附于各路豪杰,在战乱中建功立业。豪族中的佼佼者发扬轻财重义、互助互利的传统,在共同体内担当了领导责任。以侠扬名的豪杰,靠信、义招聚民众与勇士,成就大业。游侠、豪族、豪杰的行为,共同促进了魏晋南北朝义文化的发展。     

《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

《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韩云波关键词史记，西汉，游侠，司马迁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Ｋ２０４．２游侠虽然产生于先秦，却在汉代达到极盛。《史记）｝是第一部大量地、系统地记载游侠的历史文献，司马迁则是第一个满怀激情对游侠进行全面描述的人，由他所奠定的游侠文...     

从《汉书?游侠传》看班固游侠观的进步性

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虽然从儒家立场出发,对游侠进行了批判,但同时他也以非常客观的态度对游侠史和西汉游侠概况进行了总结。他对游侠的载录具有全面性和合理性,而少了司马迁的片面和理想化。游侠精神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班固衡量游侠时,特别注重其自身所体现出的儒家思想。此外,他还对游侠与儒士两种不同的人生进行了反思。     

汉代关中游侠刍议

两汉时期,关中任侠之气盛行,出现了许多名噪一声的游侠人物。这些游侠一方面拥有打抱不平、行侠仗义、扶危救困的正义精神,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表现出蔑视国法、任意妄为甚至杀人如麻的一面,给国家治安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因而成为官府镇压、屠戮的对象,许多游侠因此结局悲惨。后世文人对于游侠的评价,大多过于看重他们正义、勇武的一面,而对于他们杀人越货、打家劫舍一类的恶行,则往往给予掩饰或美化,不符合历史真实。因此今人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给游侠以客观、公正、一分为二的评价。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唐代的游侠与游侠诗

唐代游侠可分为真侠、豪强侠、流氓侠 ,唐代游侠诗对游侠这一社会现象作了全方位的反映 ,而这种反映与现实世界中的游侠和人们观念中的侠都有一定出入 ,究其原因在于侠文化观念、现实、文学各个层面交互作用和游侠在唐代社会的象征地位     

从阮籍到李白:游侠类诗歌传统的定型

游侠是战国到汉初社会动荡的产物.游侠诗则是传统诗歌的重要类型之一.建安时期士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以曹植为代表的游侠类诗歌应运而生.曹植的游侠诗将少年任侠、追求个体自由的模式与忠君爱国思想结合起来,深刻影响了后世游侠诗歌的创作.阮籍此类诗歌中表现了对游侠建立功名之梦的清醒认识,主张退而在文学作品中彰显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李白游侠诗作开创了"功成身退"模式,是对以上两种传统的继承及融合.     

地主世家和豪族形成的历史考察

在一部分史学著作中,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主世家和豪族混同起来,称为“世家豪族”,或者视豪族为身分性地主,甚至将豪族同门阀加以联系,曰“豪强门阀”.这是值得商确的.地主世家和豪族,虽然从共性而言都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但以二者存在的个性而论则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的阶层.这种区分之所以必要,不只是为了弄清阶层概念,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时期的阶级结构、阶层关系和门阀统治以科学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封建性统治的发展和历史影响进行估量.本文对地主世家和豪族形成的历史略作考察,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这种分析和估量.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乐府诗集》中的游侠诗

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收录的100多首游侠诗是我国古代乐府游侠诗的集中体现。这些游侠诗从题材上大致可归为4类:传统题材类、侠女复仇类、从军类、游宴类。本文对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作品的具体内容因时代与作者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基本上显示出游侠诗创作的完整脉络。     

从唐代游侠诗看唐代游侠及侠文化的新变

从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唐代游侠诗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游侠大量聚集于都城长安,这体现了长安都城文化对侠文化的包容;二是游侠与边塞战争的结合,这表现了侠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互补与回归;这些特点均体现了侠文化在唐代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明代文人文学中的游侠主题

<正> 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除了主体上以讲究社会生活道德化为特征的儒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为特征的道所构成的互补外,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侠以其入世的、但却注重意志自律的特征,也参与了文化性格的建构。早在上古社会,先秦之侠就以其无恒产、无定居、无固定职业(因而相对摆脱当时国家所有制强制限定的人身束缚)的社会身份,奠定了一种尚与原儒认同的、以热忱的担当精神为基础,主要将“信”“义”标举为“士君子”德行风范的英雄主义人格观念。所不同的是,在道衰法乱的情况下,这个阶层更强调“自任其力”,敢于“以武犯禁”,企图以一己之意志和力量去除邪扶正、惩恶扬善,重建人类良知上的社会公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侠”的存在,成为以后各个时代人民的一种社会理想,游侠的力量因此被想象得超凡入圣、凌驾于一切非正义的权威之上。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司马迁十分景仰游侠的情怀,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的准则。在著述《史记》时,他打破了历代史家着笔于“帝王将相兴亡盛衰”之事的先例,在“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历代关节中倏忽一现却光芒四射的游侠身上。在《史记&#183;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谈及自己为游侠树碑立传,书写春秋的初衷时,抑止不住对游侠的钦佩之情,认为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要求,     

论游侠传统与曹植游侠精神气质的形成

游侠在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但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稳固社会秩序的形成,游侠之风渐趋衰微。到汉末建安时期,曹植由于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情等因素的影响,仰慕游侠,形成了极浓的游侠精神气质。在侠文化渐趋衰落的时候,曹植以自己的咏侠诗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将实存侠变成了精神之侠,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     

危机与重构：董仲舒对西汉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西汉政权自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王权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一系列论证措施也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导致了地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先后叛乱,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董仲舒融合了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有关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王权统治的合法性,王权独尊的合法性,王权更替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新王＂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为西汉＂大一统＂的王权重新建构了一个合法性的根基。     

游侠及游侠文学三论

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游侠的理念显现出所产生时代的思想烙印,即其侠义行为以及报恩、复仇之举,均源自原始儒家、原始墨家学说。于是,游侠显现出儒的侠化,侠的墨化,儒家节操,墨家行为。侠风、侠骨伴随儒教对东汉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夯实了后世绵延不绝的游侠文学发展的基础。曹植的游侠诗,既是咏怀诗的先声,也是边塞诗的先声。而咏怀诗又孕育着李白儒、仙、侠合一的诗作。文人之所以酷爱游侠,出自诗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憧憬与宣泄心态的外化。这一心态,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个性风格的形成。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

本文对先秦和汉代“游侠”的实质作了考索．认为“游侠”是广结宾客、不顾个人利害地拯其困厄、并由此获得广泛社会影响和强大力量的人．同时也探讨了从“游侠”演变为“武侠”的过程，认为“武侠”文学是唐代开始逐渐兴盛的，在这些作品里的“武侠”与“私剑”有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的侠文化是从写“游侠”的历史作品进到写“武侠”的文学作品，而在写“武侠”的文学作品中，又经历了一个汉代的“游侠”精神从保存到丧失，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发展和质的飞跃的过程．     

论《史记》刺客、游侠传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涉及侠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及司马迁对侠的认识。从两传文本比较分析入手,可以窥见《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虽有不同的立传主旨,但共同传达了司马迁对布衣精神的理解和概括,具有在大一统时代总结民族精神的意义,并且表现出司马迁多维立体的历史视野,即从历史人物形象入手,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全面考察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思维特点。这对探讨民族精神中仁义思想的发展演变、史家的思想认识及考史方法等将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