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既包含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成分,也包含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元素。全面深入地比较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异同,对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新综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马克思制度理论的新解读

马克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因源自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人,制度变迁的途径是革命。马克思制度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对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析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具有各自不同的范式特征.作为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马克思制度经济学范式统一和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将会拓展和丰富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马克思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比较研究

"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比较分析诺斯的社会变迁理论.这将有利于我们把握以制度主义为核心的动态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有利于我们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种利益关系,避免为完善经济社会制度而迷失社会发展方向,并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

将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比较 ,不难发现新制度主义对社会结构长期变迁的分析并不成功。路径依赖理论关于制度报酬、“政治科斯定理”的假设 ,以及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论述 ,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 ,在总体上能够得到人类制度变革的事实的坚强支持 ,因而它对制度变迁的阐释至今仍然是有说服力的。诺斯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失败的     

产权制度变迁动因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学派

本文认为以诺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观是一种仅仅基于微观层面分析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而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探索产权制度变迁的最根本的动因: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对制度变革的客观要求,也就是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运动.     

论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形态、过程及体系

本文联系马克思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分析了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理论形态、理论展开过程,并对该过程形成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文字和图形形式的梳理。目的在于揭示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科学性,并便于加深对它的理解。马克思以对所有制的研究为切入点,通对财产所有权的全面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产权理论。该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运用抽象和实证两种方法分析了产权制度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生、调整、效率以及变迁。形成了科学完整、逻辑清晰的马克思产权理论。同时与马克思所有制及所有权理论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国家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一个比较分析的视角

国家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国家理论科学解释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类型、历史作用、职能、国家消亡等;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学说从探讨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出发,详细分析了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从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等方面对这两种国家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异同,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国家理论.     

马克思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看来,产权和产权制度不是抽象的、永恒的和凝固不变的概念,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动态化概念。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分析,是按照两条相互联系的主线来进行的。一是考察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形式的制度变迁,一是考察了产权权能从统一到分离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变迁理论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运用;另一个是把制度变迁理论拓展到开放环境中.其中,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超边际分析、进化博弈论、历史制度分析和实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等四个方面.开放与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可分为以下相互联系的三类:开放与制度学习;开放与制度竞争;开放与利益格局调整.这些文献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开放对制度变迁的促进作用,加深了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认识.     

中国法律转型的经济分析——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将制度变迁理论用于中国法律转型的研究却不多见。因此,尝试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中国法律转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法治的启示有:首先,国家在法律制度变迁过程充当主导性角色是不具有成本收益优势的。因此,法律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国家只能是辅导性力量。其次,法律制度变迁不可能进行跳跃性地发展,只有满足周期性和阶段性变迁才可能获得成功。最后,法律制度变迁走不出停滞阶段往往都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垄断。因此,只有存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才能造就各种利益集团,形成重复博弈的动态过程,从而避免法律制度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     

经济体制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诺斯的经济史观和制度变迁理论新解

本文探讨了诺斯的经济史观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在逻缉结构 ,并以其经济结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为着眼点 ,对诺斯制度理论作一个静态描述 ;以诺斯方法论上的整合为线索 ,对这一理论作一个动态描述。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现实社会现象深邃的洞察力及其所作出的合理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D .C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现了这一点。     

论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现代意识——兼论马克思“制度哲学”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包含着历史的、社会的以及人学的理解。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把制度理解为个人交往的历史的产物 ,把制度变迁理解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人的存在和发展制度的互动变迁。马克思通过对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人类社会三种所有制度的存在形式 :原始个人所有制——异己所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由是 ,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基本思想为 :生产力要素、生产关系要素以及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变迁 ,其核心是重建“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构想与现行“教科书”关于共产主义公有制不同。这一构想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的制度哲学和唯物史观意义     

《资本论》理论结构研究的意义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结构研究的意义何在?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法国的学者路易·阿尔都塞提出的资本理论森林体系的思路启发了我们。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形象地体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结构的科学性,这是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结构研究的意义所在。     

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理论和制度行为主义理论研究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关系,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的认知与中央政府的认知之间相互调整以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农地制度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农民认知主要通过与中央政府认知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两种机制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也塑造了农民对于农地制度认知的状况.     

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

分别以马克思、诺斯和埃西姆格鲁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三种不同范式。埃西姆格鲁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派,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做出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努力,在理论体系和观点上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拢的迹象,在分析方法和视角上兼备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特长。从当前经济史研究中分析工具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计量分析的定量研究,和运用博弈论等工具的逻辑推理,在当前经济史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正是我们进行经济史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思考

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分析理论,但是,仍然可以从中解剖出制度分析的系统逻辑。这个系统逻辑包括方法论,人性假设,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过程和制度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人性假设、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并结合目前的社会主义改革,谈谈对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看法。     

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使证券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应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而摆脱利益倾向和健全法制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同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脱胎于马克思理论,吸取了马克思的营养,却并没有恪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分析套路,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这一经典模式展开;而是以人类(个人和集体)选择的合理性这一基本假设为出发点,选取意识形态的某一具体形式(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来强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这种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制度演化中嵌入意识形态的研究思路,自然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诠释。本文就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思考,并试图扩展开来,探索其对我国改革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

当代西方哲学理论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三种理解方式 :第一种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 ,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并不能作为替代资本主义方案的理论基础 ,否定生产理论在分析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第二种以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为代表 ,认为生产理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层面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变迁 ,更需要强调制度或普遍理性在当代社会中的支配作用 ;第三种以杰姆逊等人为代表 ,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域中 ,生产理论仍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逻辑前提。批判分析这些理论观点 ,在生产理论基础上丰富和完善马克思哲学范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是我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