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于麹氏高昌“义和政变”学术史的新发现——读唐长孺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笔记零拾

1981年,吴震先生发表《麹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一文,首次披露了麹氏高昌国晚期发生"义和政变"事件,引发学界对诸多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麹氏高昌国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17年,在唐长孺先生家中发现了三册整理吐鲁番文书笔记。此三册笔记的写作时间,据研究在1975年底至1978年上半年,其中亦有与"义和政变"相关的重要内容。这一发现,不仅给"义和政变"研究增加了新的学术史资料,也对当年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工作模式与成员之间学术关系的和睦增加了了解。     

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

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隋封高昌王麹伯雅弁国公索隐——兼谈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

隋炀帝曾封高昌王麹伯雅为弁国公,本文认为弁国指高丽国。炀帝大业八年带伯雅首征高丽不利,回到洛阳,封伯雅为弁国公,是准备二征高丽获胜,派伯雅镇守其地。炀帝有此奇想,是受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题记称"面貌类高丽"的启发。炀帝大业九年二征高丽,因杨玄感起事撤兵,未能如愿;大业十年三征高丽,虽自称得胜,但其时,伯雅因进行"解辫削衽"汉化改革,导致"义和政变",已逃到西突厥避难,炀帝的奇想终究没能实现。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以下简称“长兴讲经文”)原卷编号伯3808。由文中“适来都讲所唱经题,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卷末题“仁王般若经抄”知,此文叙讲之经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敦煌变文集》均视为变文之一种。“长兴讲经文”开首即由法师以一段骈文与一段韵文“颂圣”,并表明讲经的目的:“愿赞金言资呈寿,永固金石唱将     

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谈谈玄奘的成才之路

世界上仰望过险峰而感叹其高巍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但是能不畏丧生之虞而攀登上险峰绝顶的,又能有几人!玄奘称得上其中一个。公元642年玄奘曾在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城)主持过一次盛况空前的佛学辩论大会。他主讲大乘经论十八天,无一人能就某一问题驳倒他,见解之精辟引起在场十八国国王,大批宗教名流和人山人海的听众阵阵群情悦服的欢呼,博得佛教大、小乘两派的赞颂而分别授予他荣誉称号。为争邀玄奘,强盛一时的戒日王与鸠摩罗王差点交战;为挽留玄奘,后者愿为他专建一百所大寺院;玄奘坚持回国,两位国王和当地人民一直伴送他几十里,依依而别……。 我国古代这位杰出人才是如何成长的呢?     

帖木儿不花辨

隋树森先生《全元散曲简编·曹德》章云:“元顺帝时伯颜专权,郯王彻彻都、高昌王帖木儿不花都无辜被杀。” 帖木儿不花作高昌王,误;且亦未被杀。 案《元史》名帖木儿不花者有三:分别是世祖朝帖木几不花、高昌王帖十几不花、宣让王帖木儿不花。 稽有关史料,并无顺帝朝伯颜迫害高昌王帖木儿不花之记载、更无与世祖朝帖木儿不花相关之处。     

高昌火袄教遗迹考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高昌民间信仰的“天神”属于火袄教。据敦煌吐鲁番文书，高昌城及附近乡镇分布有火袄教寺庙，其中一座名叫“丁谷寺”。丁谷寺供奉的是高昌火袄教神袄——丁谷天。吐鲁番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千佛洞所在地，也即《西州图经》所谓“丁谷窟”。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吐峪沟发现一个火袄教徒的墓地，长60、宽20米，在吐峪沟乡之南2公里处。今称“吐峪沟玛扎墓地”。     

简论元好问与严羽论诗观的相似点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以及严羽《沧浪诗话》是宋金之际的重要诗歌评论之作。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发现，元、严的论诗观存在高度的相似之处。就艺术风格而言，二人重视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刚健”之气，注重以东晋陶渊明为代表的“自然”之风，反对“柔弱”“新奇”之弊。就写作技巧而言，二人均推崇简练、平易之笔，反对隐晦、难解之作，主张“自然声律”。就创作内容而言，二人都推崇真实之情，反对矫揉造作的“次韵”之体，指出诗歌应该具有抒情言志、反映社会现实等“兴寄”内容，反对以“骂詈”之言入诗。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的笺证和研究

本文对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国的行程地名和所见所闻的事实,逐条进行了考证;首先肯定了"丝绸之路漠南道"的走向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了高昌回鹘国的确切国境,排除了有关历史和考古资料的错误记载;最后认为高昌回鹘国长达四百多年的稳定和繁荣,得益于其统治者一贯执行的明智的弱国屈意守雌的和平外交政策。     

麴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

麴氏王国末期（613—640）,高昌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多少等级,存在多少单位,一直是个难以探明的问题。并非因为史籍没有记载,而是因为记载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给研究者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譬如传世文献记唐侯君集灭高昌的收获,有云：候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十二。（《通典·边防七》车师高昌附条）（候）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旧唐书·高昌传》。《唐会要》卷九五高昌条略同）（候）君集分兵掠定,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候）君集进兵破之,下其二十二城。（《元和…     

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素先生商榷

本文从吐鲁番地区麴氏高昌时期的墓葬分布、埋葬规律和墓砖出土地点入手,对高昌麴氏之郡望除了金城,尚有西平-说提出质疑.认为就现有材料而言,高昌麴氏之郡望只能是金城.     

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迹新探

唐代敕使印度的外交家王玄策应为曾出使大夏等中亚古国的王名远,二者为名与字的关系;《大唐天竺使之铭》为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去程所刻,该序铭对于廓清"吐蕃—泥婆罗道"的南段走向十分重要,并是王玄策途经该道宝贵的标志性遗迹;王玄策数次出使曾先后取道"吐蕃—泥婆罗道"与西域古丝道,历次往返及相关事迹多可进一步考证,其中亚、陇右之行意义亦很重大;唐宋之际撰成的史书及佛教典籍所见《西域记》并非裴矩《西域图记》或玄奘《大唐西域记》,而多指王玄策《西域记》,《通典.边防典》"西戎"门保存了佚失千载的唐官修《西国志》的许多内容。     

新发现麴伯雅佚诗的撰写时地及其意义--《高昌史稿·统治编》续论之二

近年来,由于负责《新中国出土墓志》(全书约30卷)的编审,参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全书约10卷)的整理,对此前倾注不少感情的高昌史研究用力不多。但学界师友并未因此忘记我在高昌史研究领域做的工作。不久前,陈尚君先生在北宋晏殊《类要》中发现一首高昌王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关于战国赵都城的几个问题

1 战国时期赵国迁都邯郸的时间,《史记·赵世家》作赵敬侯元年(前386),称:“赵始都邯郸.”对于这个记载,历代学者并未提了异议,至明代董说撰《七国考》却产生了疑问,他在卷三《赵都邑》邯郸条说:“赵敬侯元年,始都邯郸.……按《史记·六国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赵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赵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郸,是年显王之十六年.二十四年,魏归邯郸.若敬侯已都邯郸,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至显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是年肃侯之三年也.意此时赵方都邯郸,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