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

本文主要是根据吐鲁番文书以及新疆石窟或寺院中的壁画、题记、账册、碑铭,探讨供养人、工匠在窟寺营造中的关系,以及工匠修建窟寺的报酬和工匠的来源。     

西藏佛教寺院与地方政权斗争史述论

一、吐蕃时期佛教寺院发展状况及政教关系公元八世纪，莲花生主持建成桑耶寺。这是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此前虽建造了一些小寺，但仅有佛像而没有增伽组织，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寺院）。此后，佛教寺院发展速度似乎并不很快。赤松德赞时期，规定“赐给寺院民户150户，给每名僧人3产属民，总计赐给桑耶寺和305名僧人寺属奴户1065户”，①而并未提及其它寺院。可以推测，当时吐着王朝虽极力推崇佛教，但寺院建设似乎并不随他们对佛教的热情增长而同步发展。而当赤热巴巾的大臣尚蔡邦·多日在堆龙地方建了一个有4名僧人的江浦寺时，则要立碑为…     

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2006年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石刻残幢,刊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及景僧清素等人的建幢题记。经文中采用的若干佛教用语,反映出唐代景教意识中融汇汉译佛教概念的情势。至于建幢题记披露的这个景众群体,从姓氏构成上考察,即为一个东来粟特的亲族部落。而东都洛阳之建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亦因这一经幢题记的记事,得到确切的证实。     

西夏题记文书略论

西夏题记文书是西夏文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西夏社会各种宗教活动的面貌,是研究西夏文书档案的珍贵资料。本文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通过两个部分对西夏题记文书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是西夏题记文书的概况,西夏题记文书根据其所反映内容的不同,分为功德发愿文、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款三种,并举例说明。第二部分是题记文书内容的总结,分为八个方面:文书撰拟的平阙制度,选择修造佛塔寺庙等的时间,西夏纪年,西夏国名,西夏国建置,西夏地名、职官和军名,西夏人的敬佛活动以及题记文书写作的相关特点等。     

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形态探析

国内有关印度古代社会的研究撰述并不鲜见,但专注于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方面的却不多见。症结的关键在于研究资料的缺少。稽查佛教经典,故而成为相关研究中相对的比较可靠的途径。本文认为,寺院经济是佛教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适应环境的需要。寺院经济的规模,与寺院或道场的规模、型制关系密切,不啻是研究寺院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有效路径。文末,就寺院经济来源与内涵做了扼要的探讨。     

唐代寺院的规制与管理

佛教寺院是僧尼居住修行之所,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更加推动了寺院的兴置,佛教寺院也开始纳入国家管制.在唐代佛教达到鼎盛,在寺院的管理制度上,国家设立官方寺院,就是给额的寺院,对寺院按京城和州县分别进行等级区分,寺院给额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并对寺院的数额进行总量控制,对私立寺院进行限制并禁毁淫祠.这些措施对控制寺院规模和总数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终唐一朝,基本保持比较平稳.在控制寺院人数方面出现较大的波动和反复,在于管制体制自身问题,也和唐代后期整个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相关.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洛阳伽蓝记》中所见北魏宦官与佛教寺院研究

北魏是一个佛教迅速传播的时代，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是大量佛教寺院的修建。《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作者杨街之所亲见亲访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的情况，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佛教寺院是由宦官主持参与修建的，宦官们充分发挥了其在建筑方面的特长，建造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装饰华美，这些寺院的修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研究北魏佛教的重要补充。     

明代宦官与佛教

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们向寺院布施,礼敬僧人,修建寺院,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吃斋念佛,逃而为僧,组织养老义会,死后葬于寺院.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既有与当时一般民众信仰佛教共同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或者说宦官集团的独特的原因,表现为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悲惨而苦难的生活和境遇以及明代的宦官政治等.明代宦官的崇佛建寺之举,使佛教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和膨胀,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耗费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总体上应予否定.当然,它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

(一)奈良东大寺是日本有代表性的历史悠久的佛教寺院.这里有高高耸立着的十几米高的铜铸大佛像和为鉴真和尚给日本正式传戒而设立的戒坛院.此外,在这个寺院里还有叫做正仓院的保管文物和文书的仓库.这个仓库建于公元八世纪中期,当时的一级文物和宝贵的文书,被大量地良好地保存下来.其中不仅有日本的,而且还有中国和西亚的文物、书籍,当年日本与亚洲大陆的文化交流状况至今一如眼前.在正仓院保管的文书之中,有一种叫《写书杂用帖》(收在《大日本古文书》卷一),其中可以见到如下一条关于《楚辞》的记载:     

简论出土文献折射的中古情感世界

唐代信教群体的善男信女叠叠大渐于佛寺的事例,从教外视阈反映了当时信教阶层对佛教寺院抱有人生归宿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民众晚年大限弥留之际对寺院的依寄,从生存资源分配律领域内意味着寺院对信徒赋有药物施舍和心理医疗的职能——医疗条件极其匮乏的封建时代,寺院以慈悲情怀延揽病患信众的皈依,突显了佛教对社会关爱责任缺失及时修复、适当补偿的功能价值——中古佛教潜入中国世俗社会之腠理。而中国石窟寺以往出土的教门群体的带有法脉意味的写本文书,则折射出教内人际互动的思想信仰基础。     

武威西郊西夏墓墓葬题记述论

1970年代以来,甘肃武威西郊附近先后发现七座西夏墓葬,其中有六座墓中出土的葬具和木板上有题记。题记文字有汉文、西夏文、梵文三种文字。内容有的是专门书写亡者姓名及死亡时间的灵位牌,有的是书写在木板上的佛教经咒,有些是书写在木板上的购买墓地的买地券等。这些墓葬题记文献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宁弘觉寺与西安小雁塔《正统圣旨碑》

<正> 提起青海地区的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寺院,一些人往往以为它们或者分布在牧区草原深处,或者分布在村旁山崖脚下。其实,就是在西宁城的闹市之中,也有数座在历史上曾兴盛一时的西藏佛教寺院。据《西宁府新志》卷三十五记载,西宁城中的西藏佛教寺院计有: “洪觉寺 在城南门内 汪家寺 在饮马街 金塔寺 在城南门内 藏经寺 在水眼洞街。” 毛家寺 在驿街脑 座落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东边的弘觉寺街的弘觉寺,即是本文打算介绍的寺院。 藏族自古以来即活动于青藏高原上,公元七世纪初,吐蕃的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统一各个氏族部落,建立起统一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以后,吐蕃与唐朝进行了     

略论宋代寺院、僧尼经营的商业和高利贷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无孔不入的。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连封闭的佛教寺院也受到了相应的冲击。这种冲击最明显地表现在寺院、僧尼经营的商业和高利贷方面。诚然,寺院、僧尼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本质上与世俗社会的商业、高利贷无异,都是唯利是图。然而,二者之间在许多方面又显然存在差别。本文拟就宋代寺院、僧尼的商业和高利贷经营的特殊性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阿艾石窟题记考识

阿艾石窟保存有十余条汉文题记 ,题记里保存着珍贵的历史信息 ,是研究唐代龟兹文化、佛教、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可多得的资料。本文对题记从分布、分类、内容、特点和社会背景等方面进行考证和辨识。通过考识 ,可以透视到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时期汉人在龟兹生活和中原大乘佛教西传西域的某些情况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闽台佛教亲缘:从明末到乙未

郑成功集团收复并经营台湾在客观上促使汉文化东渡入台。台湾许多寺院的建设和佛教的具体发展,来自于福建或福建籍的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的密切配合。在福建佛教巨大的影响力下,福建僧人入台或创建、修建、主持寺庙,或讲经弘法,鼓山涌泉寺对台湾佛教产生了制度性的影响。台湾佛教的发展初期表现出鲜明的民俗化和混合化的倾向。     

《百丈清规》与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变迁

<百丈清规>是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制度创新.<百丈清规>的创制,适应了唐代当时社会生活经济变迁的趋势,规整了佛教风气,为佛教寺院经济以崭新模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百丈清规>的创制,也提高了禅宗寺院经济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对后世寺院管理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养老与寿藏:明代宦官崇奉佛教的一个侧面

明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宦官都无法摆脱对佛教与佛寺的依赖。宦官年老时,或寄身寺院、或结社念佛、或在家潜心礼佛,崇佛是他们老年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宦官死后,不论是个人的寿藏,还是数人合葬,亦或义会坟茔,其墓地大都在佛寺之中或周边,以此佛寺为坟寺。明代宦官崇佛的表现和原因复杂多样,而养老与寿藏不失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