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再论民国时期灾荒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严重的灾荒成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推动因素之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把水利开发放在首要地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地方政府积极植树造林,涵养水源,基本使西北地区摆脱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严重灾害的局面.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在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的矛盾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没有通过实现开发来解决局部性的灾害问题.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运价政策开始调整,原先的"营利主义"政策逐渐被摒弃,"民生主义"政策得以施行。国民政府、社会民众和铁路当局三者共同构成"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其中,国民政府基于振兴经济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关键动因;社会民众对原先运价政策的批判、对"民生主义"运价政策的主张及呼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重要动因;铁路当局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该政策施行的内在动因。     

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

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构想,以此来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内部族群关系的总体性引导。此后的研究者以诸多证据及论述阐发"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进程,但对于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之既定"一体"格局中社会内部多元分化发展的图景,特别是现实的分化与地方自治机制,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这种片面的关注维度隐含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偏颇。如何在现实的"一体"的格局之下去理解和呈现"多元"发展以及多样性的社会与文化的存在及其演进过程,构成今天所提"一体多元"的核心要义。     

论苏联时期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关系

苏联时期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关系直接受到苏联外交政策和两国关系的影响。苏联成立之初实行力保新疆稳定的政策,当时新疆地方长官也采取"保境安民"和"严守局外中立"政策,双方开始了有利于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新疆稳定的政治、商贸交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时期中亚与中国新疆保持了3000多千米长的共同边界和十几个跨界民族。20世纪6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破裂,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发生变化,其中亚和中国新疆发生了众多的边境、外交纠纷。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诸国与中国新疆的划界工作解决顺利。     

王国维与王船山“天才”观异同考释

王船山在著述中多次使用"天才"这一术语,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将西方"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审验两位大师的"天才"观,具有鲜明的共相性和差异性。共同性在于强调天才的直觉能力和崇高内美的品格,而且天才之作具有自然之特质。差异性在于王船山"天才"观强调天巧或神技,富有灵心的"天才"能够领悟天地神理,在诗境中呈现"天人合一"的妙合意旨。王国维"天才"观推崇绽出的存在性向,"天才"心灵对此在生存予以观照,呈现出"忧""畏""罪性担荷"等价值维度。王船山"天才"观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场域的内质元素,王国维"天才"观则凸显了西方存在主义场域的价值符码。     

国民政府治新时期新疆教育发展方略述论

国民政府治新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有益于新疆教育发展的条例、章程,促进了新疆国民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的发展。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着力树立、培养新疆广大民众的国家观与中华民族意识,这是国家观在新疆教育理念中首次明确提出,是近代新疆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对于增强新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向心力,对于稳定边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     

王国维与王船山“天才”观异同考释SSCI

王船山在著述中多次使用"天才"这一术语,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将西方"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审验两位大师的"天才"观,具有鲜明的共相性和差异性。共同性在于强调天才的直觉能力和崇高内美的品格,而且天才之作具有自然之特质。差异性在于王船山"天才"观强调天巧或神技,富有灵心的"天才"能够领悟天地神理,在诗境中呈现"天人合一"的妙合意旨。王国维"天才"观推崇绽出的存在性向,"天才"心灵对此在生存予以观照,呈现出"忧""畏""罪性担荷"等价值维度。王船山"天才"观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场域的内质元素,王国维"天才"观则凸显了西方存在主义场域的价值符码。     

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两千多年的新疆历史发展,展现出了若干特点和规律,值得人们总结和借鉴。从政治上看,自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新疆一直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治理之下,尽管各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治理方式各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理不断深化。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行省,新疆由此完成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进程。从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上来说,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在新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和好交往是新疆民族关系的主流,与此同时,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战争和冲突,这是阶级社会各民族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从宗教上来说,新疆有史以来即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伊斯兰教从来都不是新疆地区唯一的宗教,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历史经验表明,宗教与世俗权力分离是保持新疆稳定的基础。从文化上讲,新疆文化是由众多具有不同特点的民族文化构成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与相互认同,既是新疆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各民族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从屯垦戍边政策的历史定位来看,屯垦戍边是历代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屯垦戍边既有利于保障边疆的巩固和稳定,也有利于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观——兼谈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从对《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章众多歧解的辨析可以发现,"子罕言利与命与夷"可以说是一种能"使古今人相悦而解"的解释。在春秋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盛行的"华夷之辨"观念持理性、自觉而谨慎的态度,很少歧视性地谈论"夷狄",体现出孔子顺应民族融合的社会运行大道、超越民族与文化畛域的民族观。正是孔子这种包容、一统的民族观,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对我们今天的民族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性认同与传统创生的意识觉醒——“东亚现代性”的理论意涵

20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使原本就纷繁复杂的现代性面临"多样(多元)"与"西方(一元)"之争,这一争论实际上提出了现代性之合理化的普遍内涵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构成之间的辩证理解问题。以此观之,"东亚现代性"实质上是在"现代性认同"基础上谋求与文化传统的内在创生性相结合的意识觉醒。     

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阳历认知——兼论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近代转变

历法既是规定民众社会生活的基本时间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步入近代之后,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旧历的合理性不断遭到质疑,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更使得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萌生了改用阳历的实际需求.从晚清至民国,知识分子对阳历的认知日趋客观和全面,附着于历法之上的政治正统观念不断剥落,科学和实用精神占据了思想的主导.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历法科普工作,有效地革除了人们观念中残存的不合时宜的迷信观念,强化了人们的科学观念.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试析先秦“大一统”民族观

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大一统”民族观的内涵涉及华夷结构、华夷尊卑观念、以华变夷观念和华夷一统观念。虽然它在客观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灭,但也有诸多弊端:“大一统”民族观的主旨是汉族文化优越论;其思想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受地理环境制约的一个封闭系统;实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观念长期深存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是功利性的,同化性的,因而是短视的。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论析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一些知识分子从"康藏边地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并试图以此唤起康藏边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些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国家认同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需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     

“开放的文化观念”——论新月派的文化观

新月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亦有承继,对于西方文化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他们在批判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不足的同时,提出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各种文化之优长,其文化观展现了他们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努力,不能简单概之以"全盘西化"。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新月派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在理智认识与情感依归之间的纠结,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民国传统酿酒业与粮食生产的相依关系

清代以来,人们皆认为酿酒会消耗大量粮食不利于农业生产,故历代政府均采取重税政策来限制酿酒业的发展。民国时期传统酿酒业发展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酿酒的主要原料为高粱。高粱并不占有主要耕地,一般不作为食粮也不宜深加工,用以酿酒则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养猪业发展,酿酒业与高粱种植实际上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故酿酒业消耗大量粮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传统观念当予重新检讨。民初以来国民政府对酿酒生产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至20世纪40年代则鼓励和支持酿酒业的发展,这种政策转换与上述酒、粮关系认识的深化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