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文化素质探析

徽州文化涵盖了自远古以来属徽州地域的所有人文事象,而古徽州商人是徽州文化辐射的载体,特别是在明清徽商身上充分体现了厚重的文化因素。探求徽商成功的原因,我们不能忽视对徽商本身方面的研究。文章拟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层面入手,力图剖析徽商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以求更真切而全面地认识徽商在明清时期辉煌的真正原因。     

明清徽州与其他地区妇女节烈现象比较

明清时期,徽州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东南邹鲁"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徽州淳朴的民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联.相比明清时期其他几个节烈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发达的理学教育之熏陶和强大宗族力量之控制,是明清徽州节烈现象的突出成因.     

明清徽州建筑雕饰的意象构成模式与文化解析

明清徽州建筑雕饰的意象构成模式复杂多样,内容丰富精美,具有多重价值。本文从多元文化视角,对此意象构成模式进行分类,依照其所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并结合文化传统和当地社会风俗,分别从其表现的思维模式、民俗观念、生存意愿、生活追求、精神需求等方面进行解析,重在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成因与精神意义。     

缺席与回归——徽州建筑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两个时期

作为明清时期民间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建筑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而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直到1953年才首次接近徽州建筑,较全面的研究近30年以来才得以展开,本文将立足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背景,对中国建筑史学中徽州建筑所处的两个阶段进行阐述,试从地缘、时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旨趣等方面,重点分析徽州建筑缺席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原因.     

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

本文对明清苏州、徽州的进士数量重加考订 ,在两地进士的数量比较中揭示其分布特征和互动关系 ,从而为进行苏州、徽州两地进士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发展特性比较提供了一个可以把握的基础。     

缅怀“胖子吴”老百货店——徽州古巷小商号的故事

黄山市历史上称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在当地各古县城中仍完好地保留着数十条徽州古巷。自明清以来，从这些被称为“老街”的古巷中孕育出了众多有名的徽商老字号，最具影响的胡开文（墨店）、吴鲁衡（罗盘店）、程德馨（酱园）、胡源泰（茶号）等老字号则名扬海内外。     

明清时期徽商集团拓展壮大原因探析

本文从徽商的商帮结构、文化底蕴、经营方式三方面入手 ,探析徽商集团拓展壮大的原因。认为“贾儒相通”观念的确立是徽州人现实地走向商旅之途的关键环节 ,明清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育及其产生的需求“拉力”为徽商打开了发展空间 ,而徽州和徽商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 ,是徽州商帮迅速扩张壮大的根本原因。     

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

明清时期,寓居杭州的徽州商人活跃于商品流通领域,一方面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则对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与苏州并称为江南二大都会。以杭州为中心,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     

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陋俗述论

明清时期的徽州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剧烈变革导致诸多陋俗的产生,如流氓无赖横行、赌风日炽、迷信活动猖獗等。这一时期徽州社会出现的陋俗与以往相比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多与民众的日常娱乐活动和官方力量相结合,波及范围更广,危害程度更深。它们大肆活动,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尽管徽州地方官府和徽州宗族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陋俗,然而由于此时徽州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加之徽州宗族自身的衰弱,使得这些陋俗屡禁不止。     

明清徽州书院考述

徽州文化发达,素有“东南邹鲁”之称。早在南宋淳祐五年(1245),徽州太守韩补上书奏请创建歙县紫阳书院之后,徽州各地书院纷纷兴建,至明清时期达于极盛。本文拟就明清徽州书院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略论明清徽州书院

历史悠久的徽州书院是徽州地区的重要教育场所和文化符号,明清徽州书院数量众多,有其独特的办学和经营管理特色,具有极大的魅力.源远流长的徽州书院极大的推动了历史上徽州文化的大发展,同时对后世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 ,由于徽州与苏州两地自然人文条件、经济社会结构不同 ,其社会保障也各具特色。而徽州商人是徽州与苏州互动的中介 ,两地的社会保障因而也发生互动联系。互动不仅对两地社会保障形式与内容产生影响 ,而且影响了两地社会的发展路向。     

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辉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以徽商经济为基础,崛起于两宋,鼎盛于明清,影响遍及全国。其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州篆刻、     

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普世化

朱熹理学自宋至明清在徽州地域社会各个层面深入人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处事方式,影响了徽州的民风民俗。这种理学的普世化、民间化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原因。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普世化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生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动示范。     

徽州文献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戴震考据学研究》

明清时期的徽州,不仅以商贾之乡享誉九州,也因科举之盛、文献之多而闻名全国。据《徽州文献综录》的调查结果显示,自宋以来的徽州典籍文献,目前存世者达4000余种,而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其中,清代“皖派”朴学家的众多著述、杰出成就及其影响,流风余韵,至今尚存。     

明清徽州著姓望族述论（下）

除了魏晋唐宋以来由中原等外地迁入徽州在历史上形成的众多“世家大族”之外,构成明清时期徽州著姓望族的还有当时在徽州六邑新兴的诸多“著名家族”。而这些新兴著名家族的产生又植根于如下两方面：一则是徽州商人那种贾儒相通“迭相为用”的功名观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一则乃明清社会风尚递变下徽州社会中贾与儒的良性循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即导致了望族的世俗化。     

论明清徽州书院的社会功能——一种社会学视角

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教育的社会功能之发挥。我国千百年来的古代教育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教育在古代仅是培养“官”的工具。明清徽州教育中出现了书院的繁荣，成为古代教育中的一朵“奇葩”。徽州书院教育力矫传统教育在培养人才、开发民智、传播文化、普及教育等方面的不足，充分发挥了教育自身的社会功能作用，对徽州文化的发达和此后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