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河北路经济

宋代的河北路,面积约123586平方公里,包括今河北省中、北部,河南省北部,山东省北部一小部分。宋神宗元丰时有1232659户,以每户平均五口计,约有人口600余万。该地区北邻契丹,南近京师开封,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说,是北宋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不仅如此,河北在经济上也是极其重要的,本文即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宋代镇市、草市户口及其有关问题

宋代草、镇市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整体上还不高,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根据熙宁九年全国与各路"草、镇市"保丁数推算:草、镇市两丁以上的户为230,528户,仅占全国保甲户的3.326%.若以此比例估算,则全国草、镇市户约有484,197户,比学界估计的宋神宗元丰年间镇市户(不包括草市户)66万户要低三分之一.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文游台小考

文游台,位于扬州市高邮县城东北角泰山庙后,旧传苏东坡与秦少游、孙莘老,王定国载酒论文于此,“时守以群贤毕至,扁曰文游”。据《高邮州志》记载,文游台建于北宋元丰年间。民国时修建文游台,曾于合簪堂大梁上标明“大宋元丰年间创建”字样。至于始建于元丰何年,则现已无考。现有资料只能说明,文游台之兴建当不迟于绍兴年间(即1162年前),如宋代诗人曾几《文游台》诗云:“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香莼紫蟹供歪酌,彩笔银钩入     

《元丰九域志》户口、铸钱监和盐产地年代考

《元丰九域志》政区基本上为元丰八年之制,说明其于元丰三年成书后,又经修定。但其户口、铸钱监的年代均为元丰二年,盐产地的年代则为元丰元年或二年,和政区的年代不同,应是初成书时的原貌。     

张先与苏轼

张先是苏轼所见到的唯一以歌词著称于世的前辈词人。在北宋熙宁年间,张先是实际上的词坛领袖,而苏轼才开始学习写词。探讨他们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交往与特殊的师生情谊,对了解北宋词坛情况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苏轼在元丰二年写的《祭张子野文》中,对他们的交往曾作过简略的回顾,“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送我北归,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涕挽袂。我来故国,实五周岁,不我少须,一病遽蜕。”这里的“我官于杭”,是指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之时。“始获拥彗”一句,点明了他们的关系。以前许多研究宋词的前     

论《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本文考定《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主要生活于东汉前期 ,约为公元 35～ 90年间 ,《吴越春秋》则成书于赵晔生活的最后阶段。赵晔著史透显着东汉前期的时代风尚 ,而赵晔今文经学经师身份则是造成《吴越春秋》非信史特征的重要因素。     

关于王安石的《字说》——驳“四人帮”喉舌所谓《字說》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根据”的谬论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他在推行经济和军事改革的同时,为了在文化学术方面与变法运动相配合,树立革新派在文化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设置了“经义局”,以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去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号为《三经新义》;又撰写以说解文字为内容的《字说》廿四卷。这就是当时所谓“荆公新学”的基本内容。《字说》写作始于治平年间(1064—1067),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元丰五年(1082)进呈朝廷。《字说》问世之后,风行一时,曾作为教材颁于学官,有司用来科学取士。在《字说》的介绍、研究方面,当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     

揭秘世博：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盛热闹,画卷以全景式的构图,细致而真实地记录了城乡、街市、水道间的形形色色。——世博网     

《六韬》的政治思想简析

《六韬》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在宋元丰年间被定为武学经典并列入《武经七书》，其军事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六韬》同其它兵书相比，它不仅拥有丰富的军事思想，而且含有许多政治思想。本文拟就《六韬》的政治思想作些论述，以发掘这部兵书的政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形式与查找有关篇章、语录和专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大,内容极其丰富。仅就中文版三大全集和《毛泽东选集》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九卷,5927篇;《列宁全集》三十九卷,3246篇;《斯大林全集》十三卷,473篇;《毛泽东选集》五卷,228篇,共九十六卷,9874篇,约四千三百多万字(包括附录和所附的各种参考资料),未收入全,选集以及虽已编入全集但尚未出版的,如《斯大林全集》第十四至十六卷等的其它著作尚不计在内。如何     

“王繁”与“王粲” ——曾巩《万山》诗考论

曾巩《万山》一诗最早见于北宋刊刻的《元丰类稿》,第三句“王繁旧居处”,历代《元丰类稿》刻本皆同。然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中陳焯的《宋元诗会》第三句则写作“王粲旧居处”,此后,有些著述在引用此诗时“王繁”就改成了“王粲”。通过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考证,最终证实“王繁”一说确定无误,系“王粲”与“繁钦”的省略。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明代开封周王府

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封建贵族的群雄逐鹿中取胜。建立明朝,分封诸子于全国要地。当时开封是他的第五子朱橚(周王)的封地,称周藩。 周藩从洪武十一年建藩,至崇祯十五年完结,计二百六十四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周藩在开封的二百余年间,宗支蕃衍,权势很大,是开封乃至河南的一个最大的剥削集团,明代开封的繁荣与衰败,都和它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明代周王府的兴衰历史,对了解明代的藩封以及明代开封的历史文化特点,是必要的。     

关于唐代定户等及户令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本文拟根据史籍中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史料,讨论关于唐代定户等及户令中的几个问题。一唐代三等户和九等户始于何时《通典》六《食货典六·赋税下》(《册府元龟》四八六《邦计部·户籍》略同此):(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至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     

从迁转角度看宋代六部尚书的次序问题

从迁转角度来看,宋代元丰改制前,六部尚书地位的先后次序为吏、兵、户、刑、礼、工,其迁官次序因此为由工而礼、由礼而刑、由刑而户、由户而兵、由兵而吏。这套次序来自唐中后期形成的六部尚书迁转次序,而非唐代官品令中的次序。元丰改制后六部尚书的地位次序变为吏、礼、兵、刑、户、工。这套次序与宋代官品令和职官繁剧次序不同。宋代职官制度的变动、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六部尚书新次序的形成。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

现存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历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张载行实和思想的最可靠资料之一。然而,该《行状》存在诸多待考问题。通过对其中六处记述考察探究,可以发现和推断：该《行状》约写于元丰二年（1079）,其内容中所载＂嘉祐初＂当为＂嘉祐元年＂,＂方未第时＂应指＂皇祐五年八月至至和二年六月间＂,张载＂卒于馆舍＂实因长期的＂慢性肺病＂所致,＂十有二月乙亥＂与＂元丰元年八月＂在传抄的过程中存在讹化问题。     

近两年陶渊明研究情况综述

近两年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了十几篇有关陶渊明的研究文章,现将要点综述如下: 关于陶渊明的政治倾向高文、何法周《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认为陶渊明政治倾向的核心问题是“志在扶晋,为晋守节”。而王宽行、张如法《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则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陶渊明的真实面貌。”他们认为:“陶渊明对晋室是持批判态度的”,尽管“对     

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引《诗》异文略考

据初步整理,《一切经音义》引用了《诗》各类文献,包括经、传、注等,共计约740条,实际引用《诗》经文计约338条.其引《诗》名称较杂,主要有:《诗》《毛诗》《韩诗》《诗传》《毛诗传》《韩诗外传》等.其所引“《诗》”“《毛诗》”内容多为“正文”,而“《韩诗》”等多为“训释语”等.通过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诗》与今本《诗》的异同比较,可以揭櫫《一切经音义》引《诗》的概貌及价值.     

《宋代开封府研究》校读记

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于1980年5月出版了郑寿彭先生的《宋代开封府研究》。全书计870页,六十余万字,是一部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开封城市史研究的大部头专著。作者对北宋开封府的历史变迁及城市制度沿革,进行了比较系统、细微的研究,为我国城市史研究这一较为薄弱的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