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建生境和家园中开创生态文明——灾疫伦理学视角下的当代灾疫防治

当代灾疫防治必须以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的灾疫状态为逻辑起点,以反思、批判面对灾疫的自然主义立场及扬弃灾疫防治的被动应急模式为前提,确立为为消解灾疫而学习、为恢复生境而节制、为生态安全而行动的实践理性姿态,构建在全球框架下重建生境、在国际平台上重建生态家园、在全球视域中创建生态文明的三级目标体系,以重建生境主义价值导向体系、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和共生互生的动态生存方法为基本任务。     

风险社会灾疫后重建的社会伦理思考

灾疫一旦发生,就面临重建。灾疫后重建,涉及物理和精神两个领域,因而其重建必要接受符合全球生态化的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要求的伦理引导与规训。具体论之,当代灾疫后重建应接受"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之伦理理念指导,以灾疫民人人安居乐业为现实生活目标,以灾疫区生境化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为社会发展目标。基此双重要求,当代灾疫后重建必须遵循民权原则、生生原则和协调原则,将重建环境生境和家园精神体系作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引导灾疫民学会感恩,学会敬畏,学会善待一切和珍视一切。前者是灾疫后重建的首要社会方法,后者是灾疫后重建的基本社会方法。     

当代灾疫防治的目标任务

当代灾疫防治必须以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的灾疫状态为逻辑起点,以反思批判面对灾疫的自然主义立场和扬弃灾疫防治的被动应急模式为前提,确立为＂消解灾疫而学习、为恢复生境而节制、为生态安全而行动＂的实践理性姿态,构建＂在全球框架下重建生境、在国际平台上重建生态家园、在全球视域中创建生态文明＂的三级目标体系,以重建生境主义价值导向体系、共在互存的整体存在方式和共生互生的动态生存方法为基本任务。     

灾疫伦理学：一种生态文明的话语方法

灾疫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文科学,以生态理性哲学为指导,拷问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之难的历史性生存之因,引导当代人类从伦理学角度入手检讨自我,重建生境,重续人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的亲缘性存在关系,恢复日常生活的安全感、稳定性和生存的家园归宿感。灾疫伦理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为当代人类开创生态文明构架起一座全新的实践理性桥梁。这座桥梁即是负载灾疫伦理认知体系、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生态理性实践话语体系,它以＂灾疫伦理＂为基本范畴,以＂生境重建＂、＂生态利益＂、＂生态安全＂为核心概念,以灾疫防治宏观伦理方案设计和微观伦理方案实施为两维指向。     

灾疫伦理：应用伦理研究的视野廓大与重心转移

当代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以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为基本内容的灾难,就变成了日常生活内容,人类为了重建生活的安全感、生存的稳定性和存在的根基,寻求重建生境和家园的根本之道,由是,灾疫伦理学应运而生。灾疫伦理学的诞生及其走向未来的发展,必然肩负起为当代人类创建生态文明世界搭建一座认知桥梁,并为国家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提供伦理化的实践行动方案。因而,灾疫伦理学的发展,必将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灾害伦理学、制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地球生态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科技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市场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管理科学、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人类文化学的发展,提供一种生机勃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开放的视野与方法。     

基层民主：灾后重建的重要保障机制——以都江堰市为考察对象

灾后重建是一项具体、细致的现实任务,也是艰巨、繁重的历史进程.在灾后重建进程中,我国党和政府始终以基层民主为保障,充分尊重受灾群众的民主权利,激发他们参与重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取得灾后重建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极重灾县(市)都江堰为例,分三部分展开讨论:基层民主在保障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基层民主保障灾后重建的实践考察、以基层民主为保障进一步推动灾后重建和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论灾区重建中的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

"5·12"震后灾区重建工作,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在重建中发展,在发展中重建,统筹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谋求灾区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良性循环的长远之计、两全之策、和谐之道,令灾区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经济发展——从自然观的视角分析

文章以哲学的视野透视生态经济,探讨传统经济的自然观、生态经济的哲学基础以及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得出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生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当代灾疫预防实践的社会伦理考察

当代灾疫预防应改变只＂防＂不＂预＂的社会方式,重建以干预消灭灾疫隐患为主要任务的社会预防策略。为此,当代灾疫预防必须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为根本法则,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互生为价值导向,以建设生境化生态文明为最终伦理目标,并以＂生态优先于利益＂、＂需求优先于欲求＂、＂生存优先于发展＂为伦理指导原则,进行...     

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保护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生态重建对于推动西部经济的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目前的生态重建中,由于存在着缺乏统一规划、人地矛盾突出、水资源短缺、投入不足等问题而陷入徘徊.因此,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中要做好生态保护工作,就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的规划、管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生态投入,加强预警系统建设,提高快速应急反应能力.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非工程性问题

在汶川震后的重建家园过程中,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灾后重建策略,尊重自然规律,切不可在未全面把握致灾机理的情况下,一味追求重建的高速度及政绩工程.尤其应当高度关注灾后重建中的非工程性问题.即可持续发展的救灾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重建及国民安全教育等."灾后重建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发展有赖于新观念的启发,其学科体系至少涉及城乡规划、社会学、灾害学、现代生态恢复理论等内容,从文化重建的角度看.也涉及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诸学科.     

根治当代灾疫的社会学思考（上）

当代灾疫,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全球生态化的社会学重建。这一重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重建灾疫防治的伦理认知体系：首先引导社会重新认识人性和再造人性,为重建当代灾疫防治伦理认知体系奠定基石。在此基础上,一是构建以生命中心论、整体生态观和生态逻辑优先观为基本内容的灾疫防治伦理认知论;二是创建灾疫防治伦理方法论,主要包括灾疫...     

基于生态伦理视阈的广西海洋生态文明构建——生态伦理视角下广西海洋文化发展研究之二

广西要发展海洋经济,提升海洋经济的竞争力,打造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新一极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尤显迫切。构建广西海洋生态文明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理论基础,传承与发展传统海洋生态伦理思想,树立海洋生态理念;需要加强海洋生态文明的法制建设、文明责任制度建设;需要完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综合管理与协调发展机制等来保障。     

构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的“杂糅空间”

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是后移民时期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关注的理论问题.从生态移民的地理空间看,需要移民的生态脆弱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混居的地区.生态移民社区面临着生态经济与文化生态重建的双重任务.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提供借鉴,通过仪式的功能发挥,建构巴巴所说的“杂糅空间”,重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生态.     

“非灾”经济发展扶贫模式理论研究

扶贫与彻底脱贫是“十三五”规划期的刚性要求,受到全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如何实施扶贫是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我国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出现过多种扶贫模式,包括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但各有利弊。本文受灾害地区重建模式的启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即把贫困视为一种“社会灾害”,将贫困地区中的“短板”地区列为“非灾经济发展区”,并对这些地区参照灾害地区重建模式对其进行“非灾重建”,使其经济、社会、生态等焕发生机,以期达到脱贫和精准扶贫的目的。本文以有关经济学理论为依据,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实践佐证,通过湖北省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择、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灾经济发展区非灾重建后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对该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论证,对实施这一模式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境界,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近年的灾害多发,迫切需要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本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民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论生态型政府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型政府是在权力的生态觉醒和资本的生态觉醒之上才能建立的走向生态文明的政府.它一方面要推进生态—社会革命,并在这种推进中克服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中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生态过耗,以强力实施生态性生产和生态性消费,一方面以人与自然界的生态整体为本位发展生态创造力、生态生产力,推动人的生态化发展,走生态—经济—社会—精神发展模式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以生态合理性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建设.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与指标体系研究

生态文明城市是一个多功能、多层次、多目标的评价对象,其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文化文明、生态制度文明五个层面来进行。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应以生态承载力为发展基础,做好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规划,以生态文明观指导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政策引导,注重生态文明城市个性特点建设,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支持——以西南地区为例

西南地区生态资源丰富,现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和多民族文化特征独具特色.近年来,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各民族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观、生态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目前,西南地区已初步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依赖.然而要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问题建设协同推进,制度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形成新的路径依赖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西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制度环境(宏观制度体系)、制度实施(微观制度体系)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与蓝色经济发展研究

就其实质而言,生态文明是一种具有经济与生态双重维度的文明形态。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通过环境净化、生态维衡等措施,实现自然资源的"节流"与"开源",确保生态良好状况的持续存在,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蓝色经济依凭海洋丰富的矿产与能源资源可以实现对陆地资源的"节流"与"开源"。海洋生态系统具有好的稳定性和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可有效维持良好生态循环,并可以其特有的生态资源发展生态蓝色产业体系。由此,发展蓝色经济是构成建设生态文明的希望之途,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蓝色经济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