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的文学本源论与现实主义文艺观的矛盾

六十年代初,为了批判继承《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点来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服务,我国学术界对这部论著展开了一次讨论。当时有同志提出:刘勰身为“佛教徒,为什么会写出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把这个问题称为“神秘之谜”(吉谷:《<文心雕龙>与刘勰的世界观》,载《光明日报》1960年11月20日)。以后又有一些同志对这个“神秘之谜”进行了探讨,但多是从刘勰的世界观上去找原因,对这个矛盾现象是怎样形成的,没有作出圆满的回答。前两年我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探索这个“神秘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     

中文系师生开展对“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批判

最近,中文系师生召开了一次科学讨论会,对邵荃麟同志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批判。会上首先剖析的是: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是什么性质的创作方法,它与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有什么关系?发言的同志认为邵荃麟同志在“现实主义深化”理论中,提倡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写“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写“阴暗心理”’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翻版。邵荃麟同志提倡写“阴暗心理”,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实际就是提倡写“精神猥琐”、“內心分裂”的人物,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贯特点、一贯手法。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包括它的一些特点的形成,有看深刻的历史根源与阶级根源。资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思想概述(下)

(四)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批判继承和改造,总结了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经验,建立了自己崭新的现实主义的典型观。 1885年,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黑格尔的“这个”,见于他最早的哲学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在论述意识的感性确定性时提出来的。他认为,     

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封建統治阶級的“讓步政策”

自《光明日报》发表孙达人同志《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后,在史学界曾引起热烈讨论。最近,又陆续看到覃延欢、钱宗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手法》和蜀群同志的《“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两篇文章,对孙达人同志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虽然,蜀群同志好象和孙达人不同,他承认有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作为革命副产品而存在的事实,但是对”让步政策”持简单否定的态度,精神实貭和孙达人是一致的。固然,孙达人等同志针对近年来史学界出现的不良倾向,如对某些美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著作提出批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似乎又产生另一偏向:不是根本否认有“让步政策”这个东西,就是把“让步政策”作了简单的否定。我认为这样亦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下面准备就覃延欢、钱宗范和蜀群同志的文章中的某些论点,提出个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     

再论“绝对理念”并非时间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出黑格尔并不主张“绝对理念”在时间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观点(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后来,一些同志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使我们对“绝对理念”的含义、“逻辑在先”与“时间在先”、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绝对理念”的评论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黑格尔究竟是否主张“绝对理念”时间上在先?有些同志撰文伺我商榷,对此,我的答复如下。     

人的主体性并非文艺自由之神——读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改革之风吹响各个领域。在革新的浪潮中,各种各样的文章发表,有各式各样的观点“亮相”。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和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学评论》刊载了刘再复同志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篇文章已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激发了一场争论。刘再复同志的文章,对于开拓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探索文学观念更新的途径,都是有价值的。不过,读完论文学主体性的文章后,觉得他的文章仍有许多可商榷的余地,因而不揣浅陋,提出来讨论。     

任用人才的辩论思考——读陈云同志《论干部政策》一文的体会

陈云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运用唯物辨证法这个锐利武器,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为重,认识人才、开发人才、合理任用人才。陈云同志的《论干部政策》—一文就是个光辉范例。这篇文章问世至今虽然已四十五年有余,重读这篇文章,对于清除当前在贯彻党的干部“四化”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观点颇有益处。 一、以时代的眼力战略的胸怀重视人才、重视知识分子。“现在时代变更了”陈云同志以时代的眼力战略发展的高度看待各种人才,《论干部政策》一文问世时,正是我们党胜     

心理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研究之一

作为一种小说思潮来看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亦称“意识流”小说,它是我国新时期现代现实主义这个大思潮中的小文学思潮。换言之,它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股支流。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前几年也曾经引起过人们的热烈讨论。不过,那时人们还没有使用“心理现实主义”这个名词,而是采纳“意识流”的说法。之所以把“意识流”换为“心理现实主义”,不是作者喜欢杜撰名词,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产生于新时期的这个文学思潮的确不同于西方的“意识流”文学,它既有非物质主义的潜意识表现,又有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因素,所以用心理现实主义来概括是恰切不过了。虽然这个名词曾经被西方的一些理论家使用过。     

《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研究商兑

关于《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讲法,认为是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何家槐同志就提出:“鲁迅在这些作品中所采取的写作方法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一九七九年,唐弢同志进而提出,《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现实主义”。一九八一年,王士菁同志也认为,“这八篇小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其实,这些概括未必符合《故事新编》的创作实际。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故事新编》里的多数作品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的,或者说,它的创作方法的主导倾向是浪漫主义的。     

邵荃麟同志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邵荃麟同志,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北京大学作了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专题讲投。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东语系等全系师生以及北师大,北京师院,河北师院,北京师专、人民大学等校部分师生,北京几个报刊的记者,都来我校听取了这个报告。这是作家协会为中文系开设的文艺理论讲卒的第三次讲授,在此以前,已由周扬同志作了“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与政治”两次专题报告。邵荃麟同志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问题提出的意义。荃麟同志指出,这不是新的问题,在理论上说,高尔基早已提出过,毛主席在延安也早已有所阐明,第一次文代大会时周总理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精种;而在创作实践中高尔基的《海燕》《母亲》以及苏联以后的优秀作品《夏伯阳》、《铁流》等也都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毛主席的诗词首先体现了这种结合,以后的《白     

再谈《阿Q正传》与国民性——答李国涛同志

“国民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拙文发表后,李国涛同志提出了异议,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我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考虑到李同志所提到的若干问题,因为在鲁迅的近千万字的辉煌著作、翻译、书信及日记中,的确对“国民”和“国民性”的提法有不太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是考虑到我们对鲁迅的思想以及某些观点的认识,也仍然有一个完整、准确地去理解和把握的问题.     

艺术典型的共性等于阶级性吗?

这篇文章对本刊1978年第二期发表的《典型浅论》(作者赖应棠同志)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现发表在这里,以期引起讨论。典型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值得好好争一争。“百家争鸣”,关键是要争起来。本刊愿意为典型问题的争鸣提供版面,欢迎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来信来稿,参加讨论。     

一则重要脂批的作者考辨——与郝廷霖同志商榷

脂砚斋是不是主张《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是近年来红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本来,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提出“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从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仅仅是而且决不可能超过‘自传’说”的观点。近年来,有的同志重申并发挥了这种观点。先是郝延霖同志发表的《没落贵族的哲学——论<石头记>的脂砚斋评》,继之是徐迟同志的《如何对待脂砚斋》,都持类似的观点。1980年,叶朗同志发表了《不要轻易否定脂砚斋的美学——就脂砚斋的评价问题与郝延霖、徐迟等同志商榷》,提出了不同看法。1982年,郝延霖同志又发表《脂评“自传说”考(?)答叶朗同志》一文,重申     

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几点思考

一、毛泽东同志提出过“两结合”创作方法吗? 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现行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无论是《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主编)、《文学概论》(蔡仪主编),还是《文学理论基础》(十四院校合编),都详细地介绍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为“两结合”),并肯定地指出,这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除《文学理论基     

从畸变到遁逝——浪漫主义在当代中国

“五四”时期有过短暂的浪漫主义潮流,1930年代,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1950年代,甚至产生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1958年,在毛泽东有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的基础上概括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高了浪漫主义的地位,有利于将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流派来加以认识,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导致了虚假、浮夸等弊病,引起了浪漫主义的畸变。“文革”结束后,由于对“文革”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反拨,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口号,浪漫主义受到普遍的诟病和排斥。由于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的变化,浪漫主义逐渐从文坛遁逝。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强大的生命力

近几年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下称“两结合”)在文艺界颇受一些同志的冷遇,反对者不少。有的人认为这个创作方法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创作上也没有真正体现这个方法的作品。有的人认为“两结合”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1958年大跃进时期和“四人帮”横行时期,很多所谓“两结合”的作品,都是瞒     

全面理解恩格斯对左拉的评价

恩格斯在1888年4月给哈克纳斯写了一封信,就是著名的论现实主义的信,他在信里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定义,即“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大家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对这个定义都很熟悉,不用多说,当然,在20世纪现代派文学迅速繁荣的情况下,这个定义也许可以进一步发展,不过这是另外的问题,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恩格斯的这个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我以为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有些问题应该值得我们注意。     

切实把民族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胡耀邦同志在1981年10月4日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时指示说:“搞好民族工作,关键还是经济问题,经济搞不上去,文化、教育等等,无从谈起。” “因地制宜,把生产搞好,是最根本的。”他还强调:“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头一个就是关心把经济搞上去。你们搞民族工作的同志,要首先建立生产的观点,经济的观点。这是第一位的。”“离开了这个观点就是本末倒置。”耀邦同志提出民族工作要树立生产第一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关于物质是第一性的观点的。这个观点,也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早在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对新疆工作的六条指示中,第一条的内容就是“要做好经济工作”。他还指出:“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不仅是针对新疆讲的,也是针对全国其他民族地区讲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叙述形式的疲劳与革新——小说叙事理论漫笔之九

“形式疲劳”的概念是前苏联理论家于六十年代后期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在苏联理论家那里,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规定的艺术形式规范,已无法承担完美地表达苏联人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任务,因而出现了“内容过剩”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形式的“疲劳”。解决“过剩”与“疲劳”状态的途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的审美体系,一切古典和现代有价值的艺术形式都可在这个体系里兼容并收。     

岑参是“浪漫主义的边塞诗人”吗?

解放以来,对于岑参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不多的论著中,多数同志认为岑参的边塞诗具有浪漫主义特色。这一观点自五十年代提出,经三十多年来的探讨,赞成这种观点的同志越来越多。目前,对岑参的评价似乎已形成一种倾向,一种定见,岑参是浪漫主义边塞诗人。我认为这一看法大可值得商榷。一九五七年沈玉成等同志在《论盛唐的边塞诗》里提出岑参等人“要求建功立业、美化边塞、向往边塞的诗,都是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①一九六二年陈贻焮同志在《谈岑参的边塞诗》中认为岑参的诗歌洋溢着“积极浪漫主义精神”。②一九六四年游国恩等同志在《中国文学史》中又提出:“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③一九七八年黄天同志在《边塞诗人岑参》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