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查取证权立法的法理学评析

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立法存在诸多不合法治理念的缺陷。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看,将律师调查取证权和被调查对象的拒证权并行规定是不科学的;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看,抑权利扬权力的立法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缺失了法律后果,因而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从法制统一的角度来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导致了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冲突。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的障碍及路径选择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对于提高律师的辩护效果、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但对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得比较模糊,2012年底新出台的法律解释对此也未明确规定,由此而带来了诉讼实践问题的产生.因此,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进一步细化制度设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等配套措施.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

在当前刑事司法中 ,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是实现其辩护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 ,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和律师执业权益诸方面 ,探讨如何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     

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思考

律师的权利,是律师依法独立执业的基本保障。律师只有享有法律赋予的必要的、充分的执业权利,其“保护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才有可能实现。尽管我国现有立法中对律师的权利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由于立法规定的简略、笼统或不适当,导致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这些重要的权利在适用过程中阻力重重。必须在立法上完善我国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使我国律师在法律上获得充分的权利,以维护律师的执业形象,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出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结果的负价值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品格,也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全面、正确地理解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便成为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提。     

论律师辩护权的完善——基于新《律师法》的思考

完善律师的辩护权,对于构建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辩护权作了许多变革性的新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律师辩护"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的"三难"问题,但仍存在若干不足与缺憾之处。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在吸收新《律师法》立法成果的基础上,从明确阅卷权的范围、增加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以及规定辩护律师权利救济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天然缺陷”的制度,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作为其程序运行的支撑,以弥补其程序正当性。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律师有效辩护存在会见权缺失、调查取证权阻却等问题,辩护律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保障、制定辩护律师的准入标准,利于推进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有效辩护。     

辩护律师证据调查权的比较考察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权无法得到保障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新律师法虽然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呈现出新的困境,使得修订法律的立法本意无法得到实现,如何进一步完善辩护律师的证据调查权便成为当务之急。     

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问题之管见

调查取证是律师刑事辩护工作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了明确的规定。本文依据这些规定对庭审方式改革后律师的地位和作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范围及其有关问题作了阐述,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论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

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促进控辩平等,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律师调查取证权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寻求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途径,这对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律师在司法体制中的作用

在法国,律师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并在传统上担负着两项主要职能——协助与代理,律师通过行使辩护权、代理权、调查权等权利充分为当事人服务。法国律师的执业模式也有所不同,可以分为个人执业、合伙执业、民事专业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不同模式,其中个人执业与合伙执业占据多数。可以说,律师制度是适应一定国家法制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即只有国家法制的需要,才是产生律师制度的前提和依据。我国律师制度尚不成熟,应学习借鉴法国律师制度的成熟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律师制度,营造良好的律师执业环境。     

论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化

刑事辩护律师专业化包括辩护人专业化、业务分工专门化、法律服务专业化三层涵义,在实现了刑事辩护律师专业化的美国体现为严格执业资格、律师内部专业分工细、律师协作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三个特点。以此为标准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专业化之路障碍重重:律师业自身发展的不成熟,保障性制度和激励机制的缺失以及律师执业环境的复杂等,这些障碍非一朝一夕能够跨越,必须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权”研究

赋予律师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侦查程序改革的关键议题之一。西方国家在"保卫人权、制约公权力"的理念支撑下,已经践行"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在相关理论与实践方面,我国均显不足与滞后,相关争议与舆情越显紧迫。立足我国国情,批判性地参鉴西方国家相关制度与实践中的普适元素,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后期的制度设计、法治理念宣传、配套措施的完善及准确试点提供思维导引与智力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法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     

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及执业权利的保护

现实中我国律师执业权利经常性地被侵害,律师执业环境相对恶劣,律师行业健康发展困难重重。要优化律师的执业环境,保护律师执业的合法权利,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从立法角度保证律师执业权利;建立律师进入行政、司法体系的职业转换及准入制度;提高律师整体素质,加强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力度;建立律师执业权利救济制度。     

中国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变革问题

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有其历史演变的渊源和职业主义理论基石,该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有辩护律师规模扩张和身份转变、辩护律师刑事责任适用频繁和行政责任与纪律责任区分不明。在辩护律师追责范式的域外比较方面,美国的法院主导模式、德国的律协主导模式和日本的律协独享模式值得借鉴,律师协会完全自治缺乏普适性,由其享有部分监管权反映了现代法治国家分权治理的基本原则。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的改革路径包括二元体制下的司法化改革、实现宏观监管和微观追责相对独立、纪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有效衔接。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赔偿应纳入监管体系,实现从“二元”体制到“准三元”体制的转变,促进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立体化。     

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制度探究

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基本制度规定下来，这是辩护制度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法律上对诉讼权利的保障，是反映一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值班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并不当然地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应当是特殊的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律师制度具有推动程序正义实现和促进诉讼效率提升的内在价值，还具有弥补法律援助制度短板、推动审前程序状态合理优化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好运行的外在价值。但是，值班律师依然存在一些现实困惑，对这些困惑、问题的破解，正是改善值班律师制度的有效进路。     

论辩护律师的申请权及其法律保障

具有独特属性的申请权是法律赋予律师进行刑辩工作时可以行使的一项重要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辩护律师申请权有着存在的理念基础及制度原因 ,有必要对于该权利的如何实现及怎样保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并提出完善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战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1945～1949)

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队伍迅速恢复,并具有律师人才多来自本省、多由本地学校培养以及年龄偏大等特征。经过积极筹措,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武汉的律师在战后仍然能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律师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存在,然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     

论审查逮捕程序中新型检律关系的重塑

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的比例极低,对批捕与否的参考价值不大。实践中,批捕检察官往往对律师的介入保持消极态度,而律师普遍保持适度积极的态度,但对结果悲观,批捕程序中的检律关系并未起到应有积极作用。在共建法律职业共同体、防范冤假错案的背景下,批捕检察官与律师应当在思想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在生活上正当交往、良性互动,构建审查逮捕程序的新型检律关系。     

律师执业环境与律师业的发展

良好的律师执业环境,是律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律师执业环境是诸多矛盾的综合体,影响律师业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制环境以及律师业内部的管理环境。探讨影响律师业发展的环境因素,对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推动律师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