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虚构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虚构很不重视,有关研究停留在皮层的理解和阐释上,或者认为虚构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或者只是文学的审美特征。实际上虚构乃是文学的本体之存在,是文学区别于历史、传记、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性质"。虚构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文本言语方面。文学的虚构是通过文学文本言语体现出来的,文学文本言语也是虚构的,文学不是生活事实,而是话语事实,话语事实并不是生活事实本身。     

安世高的江南行迹——早期神僧事迹的叙事与传承

古代僧传的文本传承呈现出二元现象。以汉末译经高僧安世高为例,传记中的神异和非神异叙事,在传承方式上存在差异。非神异叙事多见于经序;神异叙事有颇多异说,可能是被佛教徒作为辅教"故事块"反复讲述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改编版本。神异叙事强调业报轮回,基本情节多与佛经叙事相合,此外可能也受到民间传说的影响。最著名的度化庙神情节,发生地点主要集中在庐山,可能与早期庐山僧团的信仰环境有关。安世高江南行迹的叙事与传承,体现出佛教传入江南后调和民间信仰的努力。安世高传记的文本形成过程,也为理解古代传记史料提供了一些启示。     

新世纪文论: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本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轴心概念。随着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演进,文本主义逐渐占据理论中心。与之联袂而行的文本间性和"文本巨无霸"理论聚焦于语言、符号、话语,致使其忽略现实事物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出来。20世纪末期,文学理论"回归事物"的思潮和物质文化研究的崛起引发了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的范式转换。"事物间性"概念建立在反思文本主义的基础上,旨在调解长期以来语言/事实、人/物、心/身的分裂状态,重新考察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事物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     

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学分类方法与意义

重视文本研究是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础,从文本学的意义上对毛泽东研究的"文本资源群"进行必要的细化分类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入性文本",即可直接入手研究的毛泽东本人所写的"一手文献",根据其文本结构并借鉴文本学的相关理论范式,可以将其细分为"正式文本"、"生成性文本"与"拟文本"三大类;二是"旁引性文本",即可间接利用的"旁征博引"性文本,包括毛泽东传记、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和同时期党内重要领导人物的著作、回忆录等"二手文献",它为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只有实现上述两类文本的综合利用,并在研究中更加自觉、规范地将"多元文本"有所区别、有所选择,才能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真实而丰满的思想肖像。     

论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解释学基本问题探讨

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问题,是解释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本源的问题,即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的理解生成的还是理解是对文本意义的把握;第二个方面是同一性问题,即读者的理解能否正确地把握文本的意义.对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的不同理解,构成了解释学上的不同理论派别.本文坚持"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和文本意义的可理解性立场.     

论《朱东润自传》的叙事特征

《朱东润自传》是朱东润80高龄时创作的一部自传。该自传所包含的时间跨度长达80年，结构较完整。在叙事上具有异常丰富的历史事实，分量很重的传记事实，个性鲜明的自传事实。历史事实、传记事实、自传事实三要素既各自丰满，又水乳交融。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民间文学＂文本意义的多维建构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文本,＂民间文学＂是由文化持有者、文化事项、文化接受者、文化语境和媒介等诸多要素共同动态建构而成的,其意义生发和功能彰显的途径依赖于各要素间的冲突、协商和对话.这使得＂民间文学＂无时无刻不呈现出变动不居的动态性、多义性和生活性的文本特征,也赋予了理解该文本的多视角性、多维度性的阐释特征.重新阐释＂民间文学＂文本的内在文化特质和文化意义,以此发掘其内在文化逻辑,这是有效提升＂民间文学＂课程品位和实现教学改革目标的基本前提.     

中西传记诗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析王成军《中西传记诗学研究》

王成军的专著《中西传记诗学研究》一书填补了国内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即它对中西传记诗学构建方面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理论视域。专著在理论编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传记文学的叙事伦理特征,即事实正义论、"坦白"叙事和叙事契约论等观点。在文本阐释编中,他对中西不同传记作品进行阐释、比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可以说,该专著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着很好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

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传记作为个人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文本。本文研究了不同文本的海明威传记,发现文学家传记的作者受批评热点的引导,在不同时期对文学家的不同作品有所侧重,同时传记作者的历史条件、认识水平和当时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状况,甚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会对传记文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传记作品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不同的传记作家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传记主人公,写出的传记也大不一样,因此,传记与历史和文学一样,也是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交锋场所。在把一本传记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如果译者与原作者对传记主人公的认识有距离,原著和译作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也不尽相同     

审美同情:萨特传记批评的主体间性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是萨特进行传记批评的基本方法,该方法深受现象学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他人经验的理解。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继承了胡塞尔的"同感"理论,并发展成为具有主体间性的"审美同情"。存在主义精神分析通过对个体命运进行追溯和还原,努力实现对他人经验进行整体化研究的目的。萨特撰写的精神分析传记作品开辟了作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思路。     

赛珍珠两部传记的叙述特征之比较

《流亡者》与《战斗的天使》是赛珍珠的两部写亲属的传记杰作，然而与传主亲疏不同及叙述方法的差异，使两传表现出迥异的叙述特征，从而于风格、思想深度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的效果。主要在受述者、叙述距离、价值观上区别显著。叙述者与母亲间的叙述距离较近，常陷入传主的感情漩涡，倾向于传主的价值观，这使《流亡者》主观感受多，价值语境幅度不广。叙述者与父亲间叙述距离远，价值观上常处超越地位，俯视观察客观分析传主，从而加深了传记《战斗的天使》的思想深度。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论红学的边界性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被当成各种属性的文本，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被接受，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红楼梦》的阅读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边界性。这根源于文本《红楼梦》的边界性，它本身具有小说学、经学、朴学的因素。这种边界性正是红学的生机之所在。边界性不等于混乱与无充，从方法论看，红学具有两个世界；事实还原的世界和意义诠释的世界。     

“公共阐释”论

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并非是理解文本的单纯技艺,它毋宁本身就是文本与阐释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因而仍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公共阐释"擎持主体间性的阐释立场,挽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超越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文性阐释路径,共同铆定"公共阐释"为"判断力阐释"而非理性或科学阐释。"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     

一沙一世界——论传记主人公的选择与整体性

整体性是左右传主选择的一条关键原则。就传记这一文类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因此,传记的整体性原则包含两个基本方面：认识的全面性（史的要求）和艺术的完整性（文的指归）。可是,选择传主的动机常常会破坏这种整体性。本文通过分析三种类型的传记（纪念性传记、认同性传记和排异性传记）来说明整体性是传记选择的基石     

梁启超传记作品书写研究

梁启超的传记创作实践与他的传记创作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甚至是背离。梁启超理论上虽强调传记写作的忠实客观,实际上却将传主塑造成平面化的英雄;理论上虽排斥将史作为宣传工具,实际上却将传记书写作为抒发自己政见的工具,因而大部分传记作品充满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背离现象的出现,主要缘于梁启超"史学范畴"的传记观,且与他的"新史学"思想息息相关。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简论

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发展与繁荣，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现象，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成就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有时代审美变化的原因，也有传主人格魅力的原因，还有传者精神需求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的写作也存在着意义缺失、为传主讳、屈服于大众趣味的弊端。     

生成性资源妙手可得

生成性教学资源是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与文本对话中产生的，它源于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与感悟，对生活的还原与发现。对有价值的生成性资源加以有效地生成，可以引发探究热情，促进思维深入，打开师生与文本深度对话的绿色通道，对文本形成情感的高峰体验。这种有价值的生成性课堂资源与文本内涵往往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对资源进行再生成，有助于探明其间的联系，让学生对文本会有新的体验与发现、新的提升与超越。     

跨文化语境下文本意味的衍变及其意义——以《聊斋志异·鸲鹆》为中心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同一文本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味.《聊斋志异·鸲鹆》是一个范例,从各种理解和评价的背后,可以发现文艺接受的心态及文化差异.中国古代的评点家在评点这部作品时,注重道德评判；结构主义则强调形式分析,从文本中抽取出叙事模式；文化学者侧重的是文本的文化内涵,探究宏大的文化与文明问题.同一篇小说,因接受者的中国/西方、古典/现代的差异,呈现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面貌,这为理解各种文学观念和文学现象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