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

基于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进行考量,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对投资率的增长效应不断弱化。“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投资率将发生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依靠“人口素质红利”,更好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城镇劳动参与率为何持续下降？——《中国城镇劳动供给影响因素》书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体制改革效应以及几乎同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然而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迎来了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两个方面的约束。     

城市化、固定资产投资与拉美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

城市化和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也是考察和分析拉美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变量。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增加,并主要通过带动服务业的发展、私人消费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增长。1990—2012年,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带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每增加1%,能够带动GDP增长1%以上。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足以实现较高的GDP增长率,2013—2020年,要实现5%的年均GDP增长率,绝大部分拉美国家需要10%以上的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从人口红利的两个显著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两个途径提出理论假说。以中国1993—2012年的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EC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受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共同作用;在滞后期内,第二三产业总比重的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与应对选择

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本文不同意那种基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解释。目前的担心是,我国经济已经处于通货收缩过程,有效需求的减少将导致当期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增加。本文认为,我国仍处在人口红利收获期,目前的增速下降与2002-2012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同一关键驱动因素导致的。房地产投资变化及其乘数效应是拉动中国经济走出1997-2001年通货收缩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引擎,2002-2014年新增 GDP 的63%是新增房地产投资的贡献,同时又是推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驱动力量;另外,资源的"空间错配"和政府强化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正确的增速下降原因判断对于合理的应对选择至关重要。正确的应对选择应当是：调整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使大都市区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通过进一步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和打破垄断来激发市场活力。     

产业结构升级劳动要素再配置效应检验——以天津市产业结构调整为例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激发"结构红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基于动态偏离份额模型的分析,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内部增长效应,对天津产业结构变动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依然存在,劳动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较小,原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较强。要提高要素再配置效应,改革当前阻碍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制度藩篱以释放结构红利。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五普"数据以及历年统计年鉴的数据,考察了江苏省人口转变的过程及人口红利水平.借助2001-2005年江苏省各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GDP增长率为因变量,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业人口比例等指标为自变量, 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相对于资本的作用而言,其影响较弱.     

社会保险缴费调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宏观经济效应

文章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缴费调整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社会保险费率上调挤出了企业资本要素投入,企业难以维系过度依赖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企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社会保险费率上调通过提高劳动成本,降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增加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保险费率上调通过增加实际缴费额,受融资约束的企业以降低参保程度的方式降低劳动投入。此外,养老金费率降到16%时,样本期间所有企业的总量生产率年均提升了4.24%,说明社会保险降费有助于从成本端提升企业的中长期竞争力。该研究对深入理解社会保险降费引致经济增长的微观企业传导路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