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民主、科学精神的发展轨迹——“五四——中国文化的转机”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联、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改革与开放俱乐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知识出版社联合召开“五四——中国文化的转机”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于1989年4月27日至29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参加会议者有近百人。会议认为,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激励了整整几代人。今天,“五四”先驱者们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命题,如“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行、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人格的塑造、新人的发现与观念的选择、新学派的崛起与碰撞……仍见其深刻性。五四新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的民主意识、科学精神至今生生不息,它的理论性格、文化品格仍在陶冶今人,它对旧文化的抨击和对新文化的渴求至今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纪对“五四”的最后一个十年祭。“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的精神虽然长期湮没不彰,但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五四”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     

五四精神的命运

“五四”精神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五四”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这造成了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传统社会领域的社会革命与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现代社会领域的文化革命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是社会革命的成功,“五四”精神的衰退。当前的改革将消除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错位,复兴“五四”精神,全面实现现代化。     

“五四时期”的“科教兴国”思想及其历史启示

本文概论了“五四时期”在“科教兴国”方面的思想成果，并揭示了这些思想成果的历史启示。“五四时期”的“科教兴国”思想是我们今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把“科教兴国”伟业向更高层次推进。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

五四文学革命已经有 85年的历史 ,功过是非 ,理应给予理性的学术评价。对于五四文学革命 ,既有“新儒学派”的根本否定 ,受“新儒学派”影响的传统文化维护派的指责与否定 ,也有“国学派”、“鸳鸯蝴蝶派”、“新鸳蝴派”等的挑战 ,他们的一些批评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缺点与失误 ,往往不无道理 ,但相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功绩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功绩有 :( 1 )以白话取代文言 ,完成了文学语言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 2 )揭开了中国“人的文学”的新篇章 ;( 3 )彻底扫荡了“鸳鸯蝴蝶派” ;( 4 )取法欧美文学的经验 ,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首次接轨。     

对抗“五四”式启蒙方案——重读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小说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以颇为反讽的态度重述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封建糟粕的辫子、缠足和阴阳八卦,试图以世俗精神和常识经验为依据颠覆“五四”式启蒙话语的逻辑,体现出作者拒斥理性启蒙、回归常识启蒙的心态.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婚姻基础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观点被批判了近几年,中国文坛就婚姻的基础问题展开了讨论。其规模之大、文章之多超过了“五四”前后对家庭改革问题的讨论。近年来的讨论同“五四”时期的讨论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五四”时期的论者,虽也有讲社会主义、讲阶级分析的,但是可能都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在这次讨论中,大多以恩格斯的论述为依据。不论是理论文章,还是文艺作品,一提到婚姻基础,不引用恩格斯名言的,不多。     

艰难的命名: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简论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

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作为理论话语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随着话语环境的变化,30时年代初“写实主义”在话语实践中渐渐被“现实主义”所取代.这一换名看似偶然,实际上它不仅反映了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而且揭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创作在修辞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老舍的文化心态与中国知识分子

<正>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而掀起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西方各种“思潮”、“主义”大量涌进,迫使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中西文化交汇中,重新组合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的以“全盘西化”为主体形成“西式”文化心态;有的以“东方精神文明”为主体形成传统文化心态;有的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形成“中西合壁”型文化心理结构。老舍没有赶上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金戈铁马、大浪淘沙下所作的文化心理选择,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势下登上文坛的。这就决定他在登上文坛的同时,就带上     

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理论界比较传统的观点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应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标志。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应当以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一“五四”运动不能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原因有三: 第一,“五四”运动不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五四”运动时期以及之前,中国工人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曾多次举行过罢工斗争,但这些斗争的目的无外乎“减少工时、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此时的工人运动显然还处于唯经济主义的低级阶段。这些斗爭不但不能看成是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而且由于缺少由无产阶级政党阐明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根本就不具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意义。     

茅盾早期的真实论

茅盾早年把“五四”的科学精神贯穿到文学中去,把文学与科学联系起来,也把文学的真实问题与科学精神联系起来。他说:“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五四”以来的进步新文学,正是依靠“真实”这个法宝击败了封建旧文学,     

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本文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中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了剖视。由于“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想,并非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文化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主要是先觉者们从西方“拿来”的。故而在其选择、汲纳过程中,必然受到选择主体原有精神文化形态的制约,形成选择主体和被选择客体之间的互渗或同构。文章置“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宏观透视和微观分析,较系统地论证了:“五四”作家观念中的个性主义,在其哲学本体意义上,往往是“群”和“类”的个体显现,他们显意识层次中的单数的“自我”,往往就是他们潜意识层次中的复数的“我们”。当他们把自我从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追寻个体价值的完成的同时,其本质却是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它是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启发下发生的,它的发生又使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由它掀起的这个新文化运动到了“五四”运动,才得以形成规模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李大钊早在“五四”的前一年起,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7.1),《庶民的胜利》     

论五四女性情爱主题写作中的边缘文本和隐形文本

五四女性文学的情爱主题的写作既是对个性解放的时代总主题的呼应 ,同时又没有丧失女性性别体验的真实表达。由于五四时期女性表达话语的失构和女性意识的稚嫩 ,这种性别体验还必须裹挟在主流话语当中 ,以一种或边缘或隐形的文本形式浮出历史地表。但是这已经鲜明地勾勒出五四女作家由“觉醒”到“自觉”进程中的女性意识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意识发展初期的阶段性特征。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     

“五四”运动国际背景研究两题

一、朝鲜“三·一”运动树立行动楷模 朝鲜“三·一”运动为中国人民树立了进行现代反帝群众政治运动的楷模,直接促进、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进展。所以如此,除了山水相依联系悠久等地域历史因素外,还因为中朝人民近代以来“历史上之经过几完全平行”①,都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和蹂躏;都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大潮推动下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把本国人民的命运同世界无产阶级事业联系起来,周恩来说,“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②,就是明证。而“三·一”运动又仅早“五四”运动两个月,正值“五四…     

中国近代语言革命及语法学走向

一、白话文运动的震荡和民族语言心理的迷惘二、三十年代,在“五四”反封建运动中新生的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充满了革命战斗的气氛。五四运动的时代要求冲破了我国语文研究几千年以汉字为枢纽,在文字、音韵、训诂上释经阐义的传统格局。晚清语文改革中以“白话文为维新之本”,要求言文一致,提倡新文体、切音字,推广民族共同语“官话”的思潮在“五四”时因反帝反封建的急需而激宕成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运动的逻辑是把文言文同孔教、礼法紧紧     

应时与问题:“五四指示”与东北土地改革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适应各解放区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制定了“五四指示”.“五四指示”具有明显的权宜性、过渡性,是中共的应时决策.在“五四指示”指导下,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左”倾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五四指示”之后,中共中央依然不断探索土改措施,且逐步趋于“左”倾；另一方面是执行土改政策的各解放区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难以胜任进一步的土改工作.另外,单就东北地区来讲,还受到中共中央对其两次政策性松绑的影响.东北土改问题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无论何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胡适传统语言工具论的历史局限——从现代语言学视点解析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以文学工具变革为突破口,然而,五四白话文运动远远超出了胡适等人的语言工具论范畴,从“意图”的文学改良走向了“事实”上的文学革命。从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文言与白话是代表两种不同思想的语言系统,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运动,更是深层的思想运动。五四思想革命是通过白话文运动来实现的,五四思想革命本质上也是语言革命,即从古代汉语的思想体系转向现代汉语的思想体系。新的语言系统(现代汉语)不仅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得以成功,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定型。     

“五四”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及其思想发展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同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运动一样,它需要一批站在革命运动最前头领导革命的领袖人物,它也就创造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