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杂文的“隐”

鲁迅曾这样说过:“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鲁迅评价自己的一些杂文时,还用过“弯弯曲曲”、“吞吞吐吐”、“隐晦”、“曲笔”等词。一些研究鲁迅杂文的文章,偶尔也会谈到鲁迅杂文隐晦与曲笔的妙用,但似乎并没有探根溯源:揭示它在鲁迅杂文中的不容忽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鲁迅误断“孔乙己”

鲁迅有一著名的短篇小说《孔乙己》。文中，穿着脏兮兮长袍的孔乙己那迂腐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是怎样想起了用“孔乙己”这三个字的呢？或者说“孔乙己”这三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鲁迅全集》中《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注解中和小说中的几句文字，都作了说明：是从描红纸“上大人孔乙己”这几个字中而来。这批字很多，往下还有“化三千七十二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诸字。鲁迅在断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是用“三字经”式方法三字一句。这样，“孔乙己”三个字便是一个句子或一个词了。鲁迅虽然自己这样断读…     

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青海湖》1985年第8期《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一文,将法国人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关于艺术家生平通常都分做两个部分(即第一个时期是真情实感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墨守成法与衰退的时期)的观点,以“无疑是正确的”而奉为万能模式加以应用。不幸的是,如同传闻中张献忠以横拉绳子之法“杀尽”蜀中秀士一样,《生涯》的作者用以区分“任何艺术家,即便     

鲁迅作品三读

一　灯下读《灯下漫笔》(一 )且先释题。鲁迅喜欢在“灯下”写作。女作家萧红有过这样的回忆———“全楼都寂静下去 ,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 ,鲁迅先生站起来 ,坐在书桌边 ,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 ,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     

论鲁迅的讽刺艺术

鲁迅是旧社会的掘墓人,为了揭露腐败社会的黑暗现实,用讥讽的笑声打击敌人,同时也邦助人民克服弱点和若干错误倾向,鲁迅非常重视讽刺的艺术。早在“五四”以前,他就写过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已经运用讽刺的手法,他以后创作的小说,散文,诗,特別是大量的杂文,讽刺的成分很大。读着这样的作品,鲁迅先生革命的热情、鲜明的爱憎总是感染着我们,使我们也能分享他战斗的喜悅。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可以说他又是一个讽刺艺术家。     

鲁迅先生和《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者

在《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中,收有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的文章。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6.3”。这是一篇鲁迅先生在世时就已发表过的文章,同时,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篇中学生写出的鲁迅“印象记”,不失为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下面,就这篇文章的有关问题,提供几点新材料。一、文章的作者及文章发表的经过。《初见鲁迅先生》的作者马玨,当时是北平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鲁迅批评的“国民性”“弱点”种种

一鲁迅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间,集中地批评了“国民性”中的不少“坏根性”(《两地书·八》),这种批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的。他在30年代回亿(《阿Q正传》的创作时,依旧十分肯定写作动机“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他于逝世前不久,“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     

论《祝福》——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指出《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而在论述《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时,鲁迅则认为,     

吴承恩“杂记”不是小说与游记——评鲁迅、沈承庆先生关于吴承恩“杂记”的论述

鲁迅先生为使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 ,便不顾事实将其“杂记”认定为白话小说 ;沈承庆先生要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 ,则将其“杂记”认定为游记。二人都有失偏颇 ,而吴承恩的“杂记”实是志怪传奇 ,与白话小说和游记无关     

“愧怍”与“仰视”──读鲁迅的《一件小事》与杨绛的《老王》

鲁迅先生在1920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件小事》，收在小说集《呐喊》中，它虽然不是鲁迅小说中最重要的，但却是非常有影响，教人深思的作品，也是极能反映鲁迅先生人格力量的作品。七十多年来人们从中不断受着教育，它是一旦读过之后使人终生不能忘情的那种作品。《一件小事》用难以再短的文字，写了一件也真不算大的事情：在一个刮着北风的冬晨，“我”乘坐的一辆人力车的车夫在无意间兜倒一位衣衫破烂，花白头发的老妇人之后，抛开车上的“我”去主动照看她，而“我”怎样从无动于衷到心灵受到震撼的故事。杨绿女士在1984年写过一篇“忆…     

“竹内鲁迅”的周边

<正>“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     

鲁迅“碰壁”臆测

一、所谓“碰壁”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鲁迅连续在三篇文章——《华盖集·“碰壁”之后》(1925年5月21日);《野草·死后》(1925年7月12日);《华盖集·“碰壁”之余》(1925年9月15日)里说到自己的“碰壁”。鲁迅说:“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又说:“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那么,“碰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鲁迅的战斗生涯。先看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论鲁迅的民歌体诗

鲁迅一生写过不少诗,居多的是旧诗,其次是新诗,但他曾自谦地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值得深思的是,鲁迅在声言“洗手不作”新诗之后,于一九三一年末到一九三二年初这一短短的时间里,在他主编的“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上,接连发     

论鲁迅与柔石的小说创作

柔石于1925年由浙江到北大旁听,开始受教于鲁迅,到1928年在上海与鲁迅结识,之后就逐渐成为鲁迅的战友和助手.他们不但一起办《朝花》、编《雨丝》、印木刻、出《萌芽》、筹备和领导“左联”,从事革命文学工作,而且私人间往来频繁,常常一起访友、买书、观剧、进餐、购物、参观等等,有时一日相见二、三次.柔石小说还常由鲁迅批阅(如《旧时代之死》、《二月》),柔石对鲁迅“诚恳而具体的批评”“非常悦服”.“他曾在日记中谈过自己的感受:鲁迅先生底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     

鲁迅与《中国青年》

这个题目似乎还没有人做过,鲁迅著作中的确也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青年》,但事实证明他是读过的。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写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收入《三闲集》),回忆起二月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读到宋云彬发表在《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上的文章《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文中揶揄鲁迅到了广州“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当时鲁迅曾想撰文予以反驳,声明他“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后因别的缘故,没有亲     

论鲁迅“新”的文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鲁迅的文化思想,他的“新”文化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他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重温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他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就是从“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着眼的;他赞誉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     

鲁迅谈“治学三忌”

鲁迅先生在他的《“题未定”草》等文章中,曾经指出:“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还有一样最能使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这是做为一个博古通今的伟大学者的鲁迅,根据他一生严谨治学的经验,所提出的十分宝贵的意见。我们不妨称之为“治学三忌”。 一忌倚仗选本。选本,做为一般的学习、参考,不是不可以读的。但是,如果要认真地研究学问,即“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因为“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所以,“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如此,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 ‘就范’了。”这样,当然就很难探得原作的全意或本意,容易进入迷途。当然,鲁迅并不一概反对选本,他也曾主张把读好的选本做为研究学问的入门,但一入了门,便不可完全倚仗选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