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经世派的纵横比较

道咸间崛起的经世派 ,就其基本价值取向而言 ,皆以“实言、实行”为重 ,但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经历、不同的个性品格 ,使他们在具体的文化行为乃至文化影响上又表现出富有意味的差异。观察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正是把握道咸经世思潮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其本质内容的契机     

“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我们研究事物普遍联系的目的,就是不但要看到各种事物之间的异,即个性,同时也要看到各种事物之间的同即共性,从而找出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继承关系和制约关系。黑格尔说得好:“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黑格尔:《小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

本文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论钟嵘《诗品》的曹陶品第

钟嵘《诗品》对汉至齐梁时代的一百多名诗人加以评论,并将他们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大胆的创举,是针对当时“王公缙绅之士”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不良风气,企图纠正文学批评界谈长讳短、优劣不辨的状况的产物。郭绍虞先生说“《诗品》和以前批评风气不同的地方就在显优劣,有品第”(《中国文学批评史》第60页)并给予肯定的评价:“所以能提高赏鉴的标准,同时也开创了新的历史的批评之方法。” (同上,第61页) 对于这一文学批评专著,后人讥其品评不当者甚多。清代王士祯著《诗话》,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     

论江湖诗派的诗论与严羽《沧浪诗话》之异同

姜夔、刘克庄、戴复古等江湖诗人作为严羽的前辈,他们的诗歌虽然受到了严羽的批评,但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诗歌理论主张,与严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一部分是他们都共同继承了前人,一部分是江湖诗人影响了严羽,也有一部分则是江湖诗人与严羽之间相互影响的。在悟、自然、气象、妙和自得等方面,严羽受到了姜夔的影响和启发;在本色、情性、自然以及对李杜和晚唐诗歌的评价等方面,严羽受到了刘克庄的影响;而在推崇李杜、以禅喻诗、吟咏性情、强调创新和追求气象雄浑等方面,严羽与戴复古英雄所见略同。这说明江湖诗人在诗歌理论上对严羽是有着相当的影响的,两者之间是异中有同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     

也谈傅山与王船山——两种不同体系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一傅山和王船山,是明清之际分属于两种不同哲学体系和学派的两位思想家。他们之间有着某些相近或相似处,更有着一些差异或矛盾处。他们的相近或相似处,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他们的差异或矛盾处,则揭示了他们分属不同的哲学路线和学派。魏宗禹同志的《傅山与王船山》一文(裁(《船山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列举好些方面,说明这两位思想家“虽有一定差异,但确为同中之异,且异中见同”,使人感到,这两位思想家在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上是相同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比较文论刍议

近年来,比较文学勃兴。其中成就较显著者,当数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有的求同,有的讲异;有论同多异少,有议同少异多;有的同中看异,有的异中见同。异彩纷呈,各有说辞。然而,就笔者所目及的文章看,它们的作者多半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为比较而比较。大凡这类论文(不唯文论方面的),总是先讲西洋如何如何,再论中国怎样怎样,异同说完,文章便打住。 愚意认为:比较研究,不仅要研究两个以上相关对象之间的联系性,准确把握它们的异同之所在,还要考察这种异同形成的原因,在比较鉴别中探索一些规律和法则,而尤为重要的,是阐明这种考察、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例如,在比较中发现中国讲载道,西洋也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与文化范畴比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文明”与“文化”是一对极相近又相异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从九种语义上使用了“文明”范畴，又从五种语义上使用了“文化”范畴。这组范畴内涵丰富，语义复杂，并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以至于无法按照寻常的思维来理解它们的个别语义。为此，以具体的文献语境为基础，以它们在19世纪英法德语中的习惯用法为参照，以比较分析为方法，找出两个范畴之间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则可在整体上把握两个范畴的科学内涵。     

求同存异--邓小平党际政治伦理思想论析

对于处理不同的政治活动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邓小平提出了不同的原则.在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时,他强调要求同存异.一种制度下,求社会主义之同,存具体利益之异;两种制度下,求爱国主义之同,存意识形态之异;不同党派间,求民族复兴之同,存政治角色之异,这是邓小平党际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兴趣”与“张力”：－试比较严羽诗学理论与英美新批评（之四）

在"世界文论"的背景下,比较"兴趣"与"张力"两个异质文化概念之间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可以进一步揭示出严羽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及在世界文论座标系中的固有地位,同时可见出中外相通互补的艺术规律.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思考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的美学价值,这种研究理念和观照域对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研究是一种拓展,也是华文诗学发展的自身需求。如果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置身于有意义的地理空间中,并以动态的眼光观照诗人的籍贯或占籍、诗人的区域流动、诗人的心理地理、作品的描写地理和传播地理等,那么这对于打破较为静态、单向、平面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性的。通过地理学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不同于中国大陆诗歌的规律:诗人籍贯地理与活动地理之间的普遍差异性,诗歌描写地理与诗人活动地理之间的明显参差性,诗歌创作地理与传播地理之间的巨大反差性。     

陶渊明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

陶渊明与金时习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古代著名的隐逸诗人。他们在各自生活的痛苦时代都选择了归隐。自比陶彭泽的金时习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崇陶特点。通过比较 ,可看出两位诗人诗歌风貌的异同     

清初五鹿诗社考述

五鹿诗社得名于郜焕元所编《五鹿诗选》,是清初以大名府为中心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多生于仕宦之家,入清后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属于清初"纱帽"诗人。诗人之间基于家族、姻亲、同学等关系,交往频仍。他们以地缘为纽带,以读书、游园、留别为契机,流连唱和,形成规模庞大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以郜焕元、袁佑、窦遴奇三人成就最高。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或出于时忌或囿于眼界,介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易代之际的民族矛盾与阶层冲突在诗歌中少有体现,缺少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亦缺少鲜明的艺术个性。诗社诗人与地方官吏及游历诗人相互砥砺激发,一起有明一代地方诗坛之衰,共同营造了清初大名诗坛盛况。     

山西历史战争景观诗歌及诗人空间分布及形成动因研究

战争诗人笔下的以人类战争活动为题材的诗歌及战争诗作者本身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诗作的内容风格、作者籍贯的地理空间分布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山西作为我国历史战争的重要策源地,出现过数量众多的战争诗人,他们的籍贯往往集中分布在特定的地域、甚至家族之间;而诗作内容所依托的城市、河流、山脉等地理景观,则更为集中,形成了“诗城”、“诗河”、“诗山”等战争文化地理景观。这种空闻分布形成的动力机制不仅是区域历史战争的反映,同时也受着地域政治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影响。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论"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

文革时期的"白洋淀诗群"是朦胧诗在酝酿时期的代表性诗歌群落,其本质是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城市知青诗人群;带有一种富于探索精神的青年文化形态;不自觉、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路径,并在诗群的文化"互喻"中保持着鲜明的艺术个性.     

杜甫诗法与“云门三句”

叶梦得将“云门三句”与老杜诗法同参,颇堪玩味。盖杜诗之大气磅礴、混茫无缺,正合云门之“函盖乾坤”;其心随物转、即事而兴,深契云门之“随波逐浪”;其或起而突兀、或结语陡然,恰与云门打破语言执碍之“截断众流”不谋而合。而一诗中或含云门三法,正是杜诗“顿挫”之所在。杜诗与“云门三句”内在气质上的通联暗合,未必自觉地触碰到了诗禅交汇的一个侧面,却使“诗史”有了宽厚的背景、强大的张力和多维的风调,使“诗圣”另有一番大关怀、大自在、大愉悦的非凡气象。唯此,其诗与人方具有超越文学的永恒意义。     

杜甫作品研究综述及其展望

21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有新进展：“杜诗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建设进一步开展;杜诗人物及文化地理研究深入细致;杜诗的思想、题材、文化意义及“李杜”比较研究颇见功力;杜诗语言、修辞、风格等艺术成就的研究成果颇多。同时,在杜诗学研究、文化意义、语言研究、通俗化立场等方面,还需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     

论近代爱国诗人对时局的反思

中国近代史上危机四伏,爱国诗人对祖国的出路进行了空前理性的思索。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人把战争的失败归结为官员的腐败无能;改良主义时期的诗人对统治者进行抨击的同时,依然寄予厚望;民主革命时期爱国诗人则提出了开发明智、推翻清朝的设想。从不同时期爱国诗人对时局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艰难行进的过程,构成近代诗歌别样的价值。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