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俊才云蒸”,继承了古诗“婉转附物,惆怅切情”的精神,发扬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把文人诗歌的创作推向了波澜壮阔的高潮,形成了“彬彬之盛”、“五言腾涌”的文坛盛况,开创了“慷...     

建安前期文人的用典及其文学观念

建安前期文人的用典,具有鲜明的总体特征.首先,呈现出相对自然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表现为典故本身与作者情感之问的感发是自然的,典故本身的内涵与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而且表现为用典方式也是自然的,无刻意之痕.其次,带有明显的实用目的.建安前期文人创作中的用典实践,既使他们对文学的文体特征认识加深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学风格的形成;又促进了建安文人文学观念的深化,加深了他们对文学情感特征的体验和认识.     

略论建安辞赋观的转变

建安时期是赋学观念的转折期。建安赋论重视赋的艺术功用 ;强调赋的抒情特征。在表现形式方面 ,建安文人主张对汉赋的“华丽”进行批判继承 ;在题材选择方面 ,他们要求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拓宽选材领域。建安时期辞赋观的转捩 ,是时代环境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再现式表现意识的自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建安后期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前代作品的借用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这批文人在创作活动中借助前人作品表情达意更为普遍、意识更加自觉,而且彰显出他们的情感变化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入.建安文人对文学情感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时期,他们开创了借助前人作品抒情达意的新时代.     

明清实学对明清小说的推动与影响

明清实学 ,是指产生于明中叶至清中叶三百年间的一种以“崇实黜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流思潮。它是这一时期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考据学等学科繁荣发展的推动力量。明清小说联系社会、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风格 ,使中国小说的审美风格、创作风格有了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转变 ,这是明清实学思想与明清小说创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建安时期"五言腾踊"成因初探

“五言腾踊”是建安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 ,也是我们衡量“建安风骨”的主要依据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较为复杂的因素。本文在全面总结建安时期“五言腾踊”诸多表现的基础上 ,着重从五言诗自身发展演进的角度分析了其成因 ,认为这是建安诗人在汉代诗人深厚的历史积淀中 ,汲取了丰富营养的结果 ;同时建安时期独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所铸就的时代精神 ,作为不可或缺的外部动力 ,又激励着建安诗人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关于三曹的文学评价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建安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作为文学史上的分期,建安文学指的是建安时期和在这以前的初平、兴平及在这以后的曹魏黄初、太和、青龙等时期的文学,时间大体有半个世纪左右。这段时间虽不很长,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时代。作为这种变化的突出一环,建安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比起两汉文学来都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文学黄金时代的风云人物,计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蔡琰等人,三曹凭藉他们突出的政治地位、革新精神、文学才能和创作业绩,在其中占据着中坚地位。本文拟就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评价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意见。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     

南朝文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南朝文人大多来自于世家大族或宫廷贵胄,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文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对当时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家族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士族文人的审美趣味强化了南朝文学“阴柔”的审美风格,“离别”、“伤悼”题材广受青睐。     

从曹操看建安文学与政治的亲和关系

汉魏之际 ,文学与政治的亲和 ,自然而然地成了建安作家的共同选择 ,成了一个时代的倾向。”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 ,为走向自觉和独立时期的文学争得了荣誉 ,也为文学得到社会及当权者的认可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雅好慷慨”成为建安大多数作家所追求的时代精神 ,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作为其具体表现 ,就是建安作家群体对功名事业的追求。曹操的政治引领和文学实践正是这一群体追求的集中体现。     

古代戏曲文学中的空间类型

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代诗歌、小说以及山水画、文人园林等在空间艺术上的呈现方式，创造了作为场所空间的“物境”、作为意象空间的“情境”、作为诠释空间的“诠境”和作为幻化空间的“幻境”等四种空间类型。当然，在具体的戏曲作品中，空间形式常常是丰富多样的，作者往往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类型的叙事功能，创作出多种空间形式相互叠加但又层层递进的复合型空间。戏曲文学这一意蕴丰厚的空间形式，与写意、灵动的戏曲表演空间相得益彰，呈现出多层次的审美风格。     

论鲍照对诗歌形式的变革与创新

鲍照是晋宋诗运转关之际的重要诗人。他在继承建安、正始文学的基础上 ,对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开拓和创新。他的创作不仅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 ,而且在诗歌的体式和风格上对齐梁乃至唐宋诗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析曹植诗的写“意”功夫

<正> 历代人们对建安文学的评价是很高的,“建安风骨”已成为多少年来诗人创作要求达到的标的。钟嵘《诗品序》提出“建安风力”问题;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高度推崇了“建安风骨”;陈子昂《修竹篇诗序》叹惜“建安风骨”没有继续下来。 所谓“建安风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指的是建安文人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来写“意”(“意”指情思)这一点。历代文人主张吟诵诗歌必须以“意”为主。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诗贵写意。”王夫之《斋诗话》:“烟云水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袁枚《续诗品》:“意是主人辞如奴隶。”施闰章《蠖斋诗话》:     

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

二曹六子主从关系构成了建安时期侍从文学的主体,与先秦两汉时代屈原、司马相如、鸿都门学文人等侍从文学不同,建安六子具有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加强以及集体性的出现的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五言诗的出现,在中国早期侍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建安特殊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分不开的。     

曹丕“文气说”文学史意义的历史透视

曹丕"文以气为主"观点的提出,既是对建安之前文人以"气"阐释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前代文人对"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总结,也是对建安时代文人文学创作风习和评论文学风习中"气"与文学艺术关系认识的概括。它不仅表明了曹丕在建构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上所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并且还蕴含着他对以前文学观念承继基础上的创新,开启了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来评价文学的新风尚,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建安文人文学品评的特征

建安文人的文学品评是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文学品评高峰,与前此相比,呈现着鲜明的特征:其一,绝大多数文学品评是对建安时期作家作品的品评及对自己创作体验的描述,彰显出强烈的当代意识,真正具有了品评文学的意义;其二,较少受政治的干预,保持了文学品评本身相对的独立品格;其三,有一个迅速深化、由量到质的跨跃式发展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接受的三大类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接受类型有三种：娱乐式、赏评式和文学教育式。娱情悦性式的文学接受反映了这一时期重娱乐、重性倩的文学思潮,它由建安时期的崇尚自我表现发展为南朝时期的追求感官刺激;清赏品评式的文学接受由品鉴人物和山水的风气发展而来,它注重揭示作品的审美特征,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文学教育式的文学接受是当时重文风气的产物,它注重培养文学修养、指导创作,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创作风气。     

清代“诗在布衣”现象论

“诗在布衣”是清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与布衣文人留名后世的创作目的、心无旁骛的创作态度、自小为之的创作轨迹及相对自由的创作过程密不可分。对这一现象及整个清代布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清代文学的面貌,同时,也能够把握文人生命形态的丰富性,深入认识布衣文化。     

文评:建安文人文学观念由情感化到理论化的标志

建安是我国批评史上文人文学品评第一个繁荣的时期。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文学观念由情感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变:其一,文评成为表现文人文学观念的主要载体;其二,建安时期理论形态的文学观念皆是文人文评活动的结晶;其三,促使了文人文学观念在思维方式上趋于理性化;其四,提高了文人的整体理论水平。     

《孔雀东南飞》文本考索

《孔雀东南飞》诗继承了汉代乐府古辞的叙事传统,结合了“弃妇”、“殉情合葬”、“烈女”等传统母题,叙事方式和整体结构安排因情节扩展和篇幅增长均有相应发展;其叙事风格与后汉辛延年《羽林郎》非常接近,受古辞《陌上桑》“日出东南隅”影响较大,不仅迥异于以程序语句为框架的《木兰诗》,更与魏晋文人书面化程度较高的叙事作品有别。由于其文本形式的各个方面均与现存汉魏时期的文献材料密切相关,《孔雀东南飞》诗当为汉末建安文人拟乐府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