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行政创新

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区域政府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而现有的区域行政体制中政府在行政理念、区域公共政策、区域法制化建设和区域合作组织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对此,要推进区域行政创新,提高区域公共问题治理效益,应重塑区域行政的价值理念,加强区域行政的动力机制建设,优化区域公共政策,完善区域行政法制化建设,加强区域行政的组织建设.     

新形势下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该文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键还是要界定管理体制改革的范围.首先以卫生、教育领域改革为例,指出要厘清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的界限;认为对政府职能的评价是关键问题,并举出8个具体问题,探讨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模式及其演变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体经历了封建时期"无机构、无资金"、民国时期"有机构、无资金"和新中国时期"有机构、有资金"三个阶段,目前,"农民自我供给"的状态基本结束,政府开始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主要存在"政府出资、政府生产"、"政府出资、社会生产"、"政府社会合作投资"、"政府出制度、社会投资"等四种模式。从提高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角度,需要采取措施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自下而上"的供给决策机制;科学界定政府事权,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镇政权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公共产品要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而乡镇政权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最基本的一级主体政府;从有效管理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作为我国政权级次中最低一层的乡镇一级政权不仅不能被削弱,反而应该得到进一步强化;强化乡镇政权的重点是提高乡镇政权的运转效率,加大乡镇财政管理力度。     

论政府公共管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为解决自身矛盾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人类组织形态。国家的政治统治必须以履行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为前提,因为政府是国家缓和冲突、保持秩序的重要力量,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作为从事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组织活动的主体——政府社会管理的目标,本文在论述公共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发挥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加强公共管理的主导作用,探讨了构建和谐社会中如何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公共政府论

公共政府就是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我国行政改革面临着从全能政府向公共政府彻底转变的历史机遇,这是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实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必然要求.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政府,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公众领域、私人领域三者的界限与范围,使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使政府在公共领域真正起到全面服务的作用;并同时使市场机制在私人领域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使混合企业与民营企业全面承担起提供私人产品的责任.建立公共政府的途径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使政府权力公共化、政府职能公共化、政府运行公共化、政府财政公共化、政府内部管理公共化、政府责任公共化,从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全球市场化要求的公共行政体制.     

城市社区公共管理的特点、问题及途径

社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社区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当前的社区公共管理体制是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在微观领域的延续,而流程再造的三个目标与四个原则是社区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

本文在对国内诸多学者观点简要评析的基础之上,阐发和论述了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机关为核心并有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参与的、为实现公共利益采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对公共事物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行政管理是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制度、法律、公共政策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私人管理是以个人和私人组织为主体,为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对私人领域的私人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关系。     

社会化、公共化与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

当前,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改革已经使政府公共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共化日益成为我国政府行政的新模式。公共化与公共管理是一种社会化治理活动,那么,社会化与公共化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联系,我国传统政府公共化程度较低的制约因素何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如何借助社会化而得以优化,本文将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些分析。     

协商治理: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中国式的协商治理模式,因为协商治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以中国式民主即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要实现以协商治理为目标模式的公共治理,必须深化改革,以期实现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参与的协调共治体制;理顺政府内部的职能关系,完善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共治体制.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外部性视野下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法分析

基于公共产品的特有属性,它必然对提供者产生外部性,由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成为一种克服手段.但是,政府供给又会对其消费者产生新的外部性.经济法对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外部性的克服手段有:通过直接充当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向消费者征税、界定产权、向提供者提供津贴等克服市场供给中的外部性;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中尊重市场、适度干预、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纳入法治化轨道等克服政府供给中的外部性.     

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论析

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理论由"单一行政机制"到"多种机制"的演变隐含着成本效益比较.我国目前过多的社区公共产品采用行政机制供给与某些社区公共产品过度市场化供给并存.不同的社区公共产品应由不同主体或单独或复合运用不同供给机制,以保证供给效率,这些供给机制主要包括行政机制、准市场机制、志愿机制、自治机制.     

市场经济与政府规范--略论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行政效率 ?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特别要指出的是 ,本文指出“有限政府”并不是主张无限制地削弱政府权力 ,而是要正确发挥其作用。一方面政府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不计成本 ,将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普遍的社会领域和通行的私人领域之中。这不只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也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重要的在于行政权力在这些领域中的扩张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的滥用 ,最终从根本上侵蚀行政权威的基础———法治。而失去法治的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增加反过来则会使政府能力从根本上得到削弱。一个“有限的政府”才能成为“有效的政府” ,从而成为有权威的政府 ,因为它的基础在于法治 ,效率和权威是靠法治来保障的。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基本观点。     

转型期政府行政成本问题初探

政府行政成本在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行政成本也呈现出一些特有的性质.本文通过研究转型时期政府行政成本的内容与特征,借鉴新公共管理中的有益启示,试图提出在当前社会形势下,抓住转型时期的机遇,控制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有效对策.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是指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一定的文化共识,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源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新公共管理“有限政府服务”理论.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的核心理念.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的边界应坚持“保基本”、“广覆盖”、“解急需”和“量力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基本文化权利的规定;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公共权力与有效政府

政府公共权力既承担着政治职能,又担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为执行公共权力意志而依据宪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有效政府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效率的政府.     

廉政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廉政问题是对政府活动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的分析。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定义廉政概念的是马克思。廉政的基本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公共物品的成本来看，政府应该是“廉价”的；二是从公共物品的效益看，政府应当是有效率的。腐败是一种必须额外付出法律、纪律和道德成本的行为。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主要有：法律纪律成本、道德成本、晋升机会成本和行为的实施成本。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与廉洁行为的产生取决于成本收益。加强廉政建设的措施，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提高腐败成本，提高政府运行的效率。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讨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事实上被漠视的曲折过程,时至今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仍然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要着眼于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建立健全的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政府主导型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着眼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构筑市场化、民营化、社会化的农村产品供给平台,建立非政府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着眼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以宜居宜业环境为依托,构建可持续、长效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论构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以成都市创新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例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基本医疗保障应该充分体现公平与公正,全面覆盖城乡居民,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政府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中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不断实现基本医疗保障资源效益最大化.近年来,成都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强化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构建中的政府作用,着力消除城乡二元分割、待遇差异、管理多头等基本医疗保障发展障碍,对制度碎片进行了有效整合,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从成都的实践探索来看,政府作为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应把创新作为构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动力;二是政府应把公平性原则贯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全过程;三是政府应正确界定自身的行为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