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屈原论争看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

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汉代屈原论争在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以从今本《楚辞补注》的作者情况得以体现.     

东汉人口增长和减少的演变——《续汉书·郡国志》户口资料研究之一

考察东汉的人口状况,其重要依据是《续汉书·郡国志》以及刘昭的注。刘昭的注又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即应劭的《汉宫仪》、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伏无忌的户口、垦田材料。从东汉建立到永寿年间的人口演变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光武帝至和帝元兴元年(25～105年),二是从和帝元兴元年至桓帝永寿年间(105～158年),前者是人口的恢复和增长期,后者是人口的徘徊和波动期。东汉后期(157～220年),是人口锐减的时期。及至三国,人口数已降到东汉初年的水平线以下.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人口数的升与降,与社会的稳定程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浅谈建安文学的生命精神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本文试将从感伤精神、自由精神、文学创造精神三方面谈谈建安文学所体现的生命精神。     

浅析鲍照诗文的感伤情怀

仔细体味鲍照诗文,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复杂、极深的感伤情绪,而不仅仅是悲愤与忧惧。文章从鲍照的诗文出发,结合其生命意识、人生体验、个人遭际来探讨诗人的感伤情怀。     

杜甫送别诗略论

杜甫的送别诗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内涵。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叹老嗟卑、自伤弃掷的郁闷情怀;二是“寄热望于知交,托末契于后生”之款款深情。三是亲情、友情、乡情俱备于衷的离情别绪。杜甫的送别诗充满了生命意识。其所流露出的诸般伤感情绪除了共时性的社会原因外,还受安土重迁、念故恋群等文化传统和民俗心理等诸种因素的引发和制约。     

迷途与通途——对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历史与现状的反思

中国百年的文论建设是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从清末的王国维等一代学人倡导学习西学到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第四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它的理论轨迹是从政治的诉求到审美的诉求,再从审美的诉求转向文化的诉求。在这种不断的转型中,中国的文论建设困惑重重,中西融合的建设思路是一条可取的通途。     

中国抗战诗歌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诗歌从一出现便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余年来,抗战诗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创作者;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个体诗人和诗歌集团的文学活动、不同地区诗歌艺术特色以及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抗战诗歌的审美体验、精神情怀、演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反思;从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强化大后方研究的同时运用了新兴的理论视野。       

科学逻辑的研究纲领与基本特性

科学逻辑的研究课题,要涉及以下三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科学理论的发现方法。可称为“发现的逻辑”;第二、科学理论的检验方法。可称为“检验的逻辑”;第三、科学理论的发展方法。可称为“发展的逻辑”。关于科学方法的古老见解,我们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科学研究是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即从个别事实的知识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以解释性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之变迁

根据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可将 2 0世纪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历史考据和实证主义时期 ,时间大体从世纪初到 5 0年代初 ;第二阶段是庸俗的社会学模式 ,从 5 0年代后期到 70年代末 ;第三个阶段是多元发展时期 ,从 80年代到世纪末     

从性别视角论《红楼梦》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

<红楼梦>构建了一个以宝、黛为主所开展的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在此意义世界中,展现了"痴情"的生命境界.小说在此深化了"痴情"的意涵,此中,从"情"出发的执迷、物我混融,进至忘我的生命境界,是小说刻意凸显的一个为世人所不解的意义世界.而此"痴情"的生命样态,终究要面对执迷对象物的归于幻灭,因此,从"痴情"而至"感伤"的生命情怀,便是必然的生命样态的发展.此种痴情而感伤的生命情怀,它是单以对象物的"审美性"的"兴发"与"感通"来作为全心挹注投入的重心.<红楼梦>作为一部女性文化的构建文本,它初步确立了一个大致的蓝图.我们在此文本中,也可就其中的代表人物身上,看到了女性文化的意义世界中的生命样态.此"痴情"而"感伤"的生命情怀,也可说是最具表征性的生命特色.     

拓跋氏的文化心态与北魏前期的文学发展

北魏前期,出于政治的需要,拓跋氏对汉文化采取了吸纳的态度,但内心深处是疑忌和排斥的。受这种文化心态影响,北魏前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为汉族士人,作品以实用性文体为主,纯文学性文体的不多,作品的风格呈现出一种朴质之气。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汉末河汾名士风气的演化与“林宗巾”效应

河汾文化是隋唐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其源头追溯至汉末魏初,探讨其时河汾文化的形态,其中又以名士为考察中心.认为名士经由汉到魏,由汉代以经术、道德为依据转向汉魏之交的尚侠义、尚谋略等标准.其中构成河汾文化形态的太原郡更能反映此时期的变化,太原郡士人郭林宗倡导了此时期的人物评议之风,不单是汉末名土的代表,也更好地呈现出了河汾地域文化的形态特征.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     

感兴：审美价值的实现历程

先秦阶段孔子已经意识到情感为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此前提下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将诗看作是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而后汉代经学家解诗,＂兴＂被诠释为艺术创作手法,这是艺术沦为教化工具的直接结果;魏晋思想环境的变化促使＂兴＂得到发展,感兴恢复其情感特征,显现出魏晋人率性而为、任性自然的人生追求。简而言之,＂兴＂直观地显示艺术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着时人的审美理想。     

从魏晋文化审视左思的“貌寝”与“口讷”——兼论《咏史》中左思的心态

＂貌寝＂与＂口讷＂是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个体特征,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特征与魏晋崇尚风姿与口才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左思的不幸实与之有关。＂貌寝＂与＂口讷＂使左思内心十分自卑,但表面上看他又极端自傲,《咏史》反映的正是这种复杂心态。     

魏在战国初期称霸中原的原因

魏国在战国初期一跃成为强国,并称霸中原,缘于多方面原因。其中,改革、变法,实现经济发展;礼贤下士,知人善用;重视三晋联盟及周边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改变不利的地理位置,为其称霸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当时秦国还比较落后,尚不强大,这也使魏国最终实现了称霸中原的目的。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政治视野中的汉魏文学

文章从政治的视角考察了汉魏文学 ,辨析了汉魏时代儒家诗教、文的自觉等理论问题 ,勾勒了汉魏文学与政治的流变态势和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