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承认责任并不简单

责任是一种职责或任务。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有社会就有责任,身处社会的个体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条文,带有强制性。责任是人的一种精神品质。但是由于责任往往意味着负担,承担责任需要很大的勇气,实际上,政府逃避责任、回避责任,甚至推卸责任的现象并不少见,这大大的损害了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有损政府公信力。笔者主要从探讨责任的重要性,以及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方面着手,希望能系统的阐述承认责任并不简单这个议题,并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发展,开始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本文诣在总结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历程,鉴于我国在问责中存在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权责关系模糊,责任难以界定位、公民参与意识的淡薄等方面的问题。对此应从加强问责机制的立法,明确权责关系,强化责任意识,健全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等角度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克服问责制面临的困境,使其发挥预期功效。     

论行政问责中公务员的责任意识

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政府更好的回应民众的偏好和需要,使政府更富有责任性,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受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影响,公务员中官僚主义盛行,缺乏责任意识,贪污腐化、权钱交易等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和信誉。本文从公务员责任意识角度分析其对行政问责的重要性,并提出提高公务员责任意识的对策。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问责体系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度效用的发挥与价值的实现,最终有赖于构建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     

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权力与责任问题。法定的决策者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行政领域实施的官员问责制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实际体现。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结合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我们认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实行官员问责连带机制,将权力与责任统一原则深入到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     

怎样问责党委领导？

党委问责引关注中国官员问责制。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始于2003年“非典”期间的问责风暴。当年,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没有及时、如实向外界披露非典疫情的发展状况,因防治非典不力被免职。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我国官方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的概念。     

地方政府决策失误的行政问责机制研究

决策是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要形式,贯穿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始终。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在处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中以实现公共利益为起点和归宿,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来施行政府决策。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部门决策失误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不仅使国家面临巨大经济损失,还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因此,在当前我国推行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对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无疑是一次良好的契机。行政问责制的缺失是造成地方政府决策失误的首要原因,因此,防范决策失误的最佳办法就是要强化行政责任追究,特别是行政问责机制,以建立有效地责任追究机制及监督机制。     

行政问责制度应凸显其伦理价值

自从人类有了公共权力，如何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以及引导官员的行政行为，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受政治体制、历史条件、价值理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古代行政机构无法真正生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责任意识，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也并未建立起来。     

基层行政问责乱象与矫治的刚柔艺术

基层行政乱问责表现为"背锅式"问责、"箩筐式"问责、"任性式"问责、"灭火式"问责、"全盘式"问责等问题,严重削弱了行政问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呈现问责泛化与异化。基层行政问责应实施具有时、度、效特征的精准问责,同时要对乱问责进行积极治理。要进一步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完善法律与制度为精准问责提供有力支撑,对基层干部实施激励与问责并行的刚柔并济管理,从而真正展现行政问责的价值,在基层形成良性政治生态。     

公开透明：克服问责官员复出之弊

近年来，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公众政治参与、民主监督意识的不断增强．由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官员“落马”现象日渐增多。     

论行政性垄断的法规抗制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行政机关以行政权力为后盾,非依法律规定,限制或排除竞争的行政性垄断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残留的行政主导作用的泛滥和自由、开放、平等的市场经济规则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行政性垄断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最主要障碍.有效的规制、遏制乃至消除行政性垄断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秩序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立法的重要内容.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政府的问责与善治的进一步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一个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社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行动。然而,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并不理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监督保障措施亦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仍需时日。因此政府需加强对企业履责的持续问责与整治力度,规范和约束媒体行为,正确发挥舆论督促作用,切实加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进程。     

后新公共管理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改革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和构建责任政府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本文从后新公共管理视角,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浅谈我国的行政问责制

实行行政问责是建立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果引人注目。简述了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及几年来的实行情况,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中国食品安全与政府监管问责之间的关系

食品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各国有各国的问题和风险。但对比而言,以中国在全球食品总量之巨,急速发展的食品工业与相对落后的农业产业链的失衡,环境污染加剧,部分企业家的急功近利以及消费者不信任感的持续蔓延等,都使中国食品安全的管理难度超越其本身道德、法规与技术的界限,成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关注的热点。有效地应对挑战,政府必须承担使命。     

问责官员复出的中国式困境

面对各种问责制度的实施,面对各种问责官员一定时间之后继续复出,公众感到一种欺骗感和焦虑感,公众不仅不相信这些官员,更不相信这种制度。[案例]一条信息引起了一阵沸腾,"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宜黄前县长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面对各界质疑,抚州市委组织部回应称,抚州市委、市政府对邱建国和苏建国受组织处理期满后重新安排任职,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     

官员问责需从风暴走向制度

日前，针对山西襄汾溃坝事件、河北三鹿奶粉事件、河南登封矿难、深圳龙岗火灾等几起造成人员伤亡的重特大责任事件，中华大地从南到北掀起一股“问责风暴”。无论从对象层级之高、落实速度之快看，还是究责手段之多、覆盖范围之广看，这一波问责行动的确堪称“风暴”，因而获得了国内多数民众的普遍好评，也赢得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肯定。     

九月中国问责风暴：19名官员去职

“最近系列官员被免职，都是由公共事故频发造成，从而出现了个问责高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说，系列的官员问责，对目前中国官场冲击相当大。     

行政问责尚未触及制度根本 陈雄飞强调谨防异化为“丢卒保车”的手段

最近,一些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有人形象地称2008年为"问责年"。但中国问责制是否真正的形成仍是各方讨论的焦点。司法部副研究员陈雄飞认为,问责制度可以看     

房价调控不力不能只问责地方政府

在一系列市场化的调控手段不能奏效后,中央不得不动用行政调控的“法宝”,行政调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这是个值得怀疑的命题。而有评论说,有关地方政府有意识地纵容和支持本地房地产价格上涨,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某一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关键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力量,如果因为某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就责备地方政府官员,甚至以摘下他们的“乌纱帽”相威胁,那么这个板子打得多少有些冤枉和不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