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乌蛮”(彝族)

本文认为,唐、宋时期西南的“乌蛮”是由汉、晋时期的“昆明”和“叟”分化组合而成的。“乌蛮”分布在不同地区,互相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尽平衡,大致可以分为西部“乌蛮”、北部“乌蛮”、东部“乌蛮”三大片。南诏时期,滇西“乌蛮”中的奴隶制度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大理国建立后,白族中的封建领主制逐渐确立和巩固,与白族共同杂居于滇西的“乌蛮”,也就随之跨入了封建社会。而北部和东部的“乌蛮”,其内部的奴隶制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直到大理国时期依然保留未变。     

宋、夏“丰州”考辨

史籍所载丰州沿革多有混淆.实际上唐、辽、宋丰州各有其所.宋初与宋中期以后丰州处于同一治所,故址为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羊市塔乡二长渠行政村宋代古城,范围大体东至山西省河曲县黄河,西至陕西省神木县黄羊城乡黄羊河,南至今陕西省府谷县西南,东南至陕西省府谷县县城,北至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浑河与黄河交叉处.至于西夏丰州之设,尚难定论.西夏若设有丰州,更可能为唐丰州之承袭,地望当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东土城乡一带.     

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

五代、宋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虽然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关注较少,但一些相关成果涉及到这部分内容。本文重点就五代、宋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西夏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内容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一并以评论。     

隋、唐、五代、宋王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

隋、唐、五代、宋王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尤中一、隋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公元五八一年，杨坚从北周宇文氏手中夺取政权，在北方建立了情王朝。公元五八九年，隋灭了南方的陈朝，结束了自东晋以来甫北分裂二百七十二年之久的政治局面。隋朝统一内地之后，接着便展...     

论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历史编辑

中国历史科学编辑史，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历史编辑史在中国编辑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较为薄弱．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该时期历史编辑活动的内容、特点及其地位．着重研究了元代的各族历史编辑史，即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辑历史的过程．这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编辑学的内容，而且为明清历史编辑开拓了新路     

唐、五代时期民众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

唐、五代时期,各级官府都设有医疗官员,州、县政府中的官员及其家属,都能享受到官方医疗的服务。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医学的认识不断深化,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基本建立起了有病就医服药的观念,得病后一般都会设法医治。随着医者数量的增多,医者的医疗技术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他们能满足不同层次百姓的医疗需求。之所以能普遍形成病后就医观念,其原因一是与当时政府和士大夫们的大力推广和提倡有关,二是和城市内的药材销售方便和药材炼制技术的提高有关。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说明唐、五代时期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     

试论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

从汉代到宋代,“计赀定课”是农村越来越重要的赋役征派方式。迄今论者通常认为,就制度变迁而言,农村的赋税由人头税向资产税转化是一种进步。这是正确的见解,不过尚不全面。事实上,农村的“计赀定课”在制度层面上一直存在着若干严重缺陷,主要是资产评估的法定对象的界定长期不明晰,没有设定免征基数,资产评估方法不完善等,由此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实施的诸多弊端,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阻碍作用。究其原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农村商品货币经济的普遍不发达,是当时的统治集团无法克服上述“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的客观经济原因。     

宋南渡时期的词学思想

宋南渡时期词学批评活跃,在北宋对词体特征的讨论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体多元的看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提出了"复雅"的词体观,具体表现为倾向于认同词体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的诗化趋势,同时也看到词体合乐的特性.此期词学批评为后世词学的发展和具体的创作实践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词学 发展史上具有枢纽地位.     

唐宋元时期固原境内的民族

唐代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是伴随着周边民族的冲突和战争、民族迁徙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而进行的.在这个宏观的历史大背景下,固原境内的民族迁徙及其融合,也体现了大唐开放文化的特点.固原宋元时期,亦是民族迁徙、融合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元代的固原.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活雷锋”——宋乐山

宋乐山同志是武汉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的先进模范事迹,曾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人们称赞他是心红志专、光芒四射的“活雷锋”。这次他参加了武汉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凡是听过他的发言的人,没有哪个不佩服,没有哪个不受到感动。真是彩虹映日,光华夺目,每一个人都感到要向他学习。下面是宋乐山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主要事迹和主要经验介绍。     

试论晚宋时期对官田的经营

晚宋时期,因财政日渐紧张,政府对官田收入更加关注,或搜括官田出售,或努力措置屯田、营田,或设法扩大围田面积,或增加籍没田地,或强行回买公田,采取了多种官田经营措施.但是,由于诸种原因,官田的经济效益不佳,收入既微少又不稳定,对这一时期的财政危机起到了缓解燃眉之急的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分析晚宋政府官田经营的实际状况,可以从中总结出官营农业的经验教训.     

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力”、“役”

<正> 随着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的复杂化、两极化和多层次化,本来属于封建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中较低级的一些官吏,身分地位不断卑微化,逐渐与力、役、禄结合在一起.成为官府中服事杂役者,称为吏力,所服之役称为吏役.吏以户为单位,其人身由国家直接控制,没有自由.带有明显的束缚性,被强迫服役和交纳规定的实物.自三国以来,吏户人数极多,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影响极大.     

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关于国花问题的借鉴与思考

牡丹与梅花在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是分别由唐、宋两代奠定的。就唐、宋两代而言 ,牡丹与梅花有着北方之花与南方之花 ,王公贵族之花与士人平民之花 ,美在颜色、气势与美在品格、意志的诸多分别 ,由此形成了文化象征功能上两相对立的格局。牡丹、梅花的地域分野至今在社情民意上仍有所反映。牡丹象征重在外在事功、物质文明、国家气象 ;梅花象征重在内在品格、精神文明、民族精神。这都是我们今天思考国花问题所必须面对的。两者相辅为用方能满足社会不同爱好 ,顺应文化多元诉求 ,同时也才能全面、准确、充分地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 ,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 ,展示我们的社会理想。两花并仪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唐“商山路”考

《册府元龟》卷694载:“韦伦为商州刺史,兖、荆、襄等道租庸使,会襄州裨将康楚之、张嘉延拥众为叛,凶党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逃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又《旧唐书。穆宁传》说:广德初,“河运不通,漕輓由汉沔至商山,达京师”。《全唐文》卷784《秘书监穆元堂志》也说:“于时周郑路塞,东南     

试论宋传奇的“文备众体”

＂文备众体＂是指传奇小说中兼有史才、诗笔和议论,既有史传文学的叙事性和诗歌韵文的抒情性,又有一定的训诫意味。宋传奇延续了唐传奇的这一艺术体制,但又有所不同：＂史才＂方面,宋传奇敛起绚烂的意想,重归平实与简洁,这体现在＂征实＂的创作观念和平淡的情节及语言两方面;＂诗笔＂方面,虽然宋传奇作品中夹用的诗歌并不少,但作者的根本意图并非抒情,而是通过故事来讲道理,因而作品整体的诗意色彩黯淡了许多;＂议论＂方面,宋传奇篇末议论的训诫意味更强,也更具现世意义。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入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唐“符玺郎”初改“符宝郎”时间考

“符玺郎”一职,肇始于秦王朝,汉唐以来相袭沿用,其职掌主要是监管御玺,位卑而职重。唐朝时,这一职称因御玺中“玺”与“宝”字更替而有变化,即将“符玺郎”改为“符宝郎”,其称谓后虽有反复,然对其初更名的年代古籍中却记载不一,具体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出工抵债问题——基于唐、宋、西夏律法的比较

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债务权益,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债务保障制度,出工抵债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较之历代法典,《天盛律令》中对出工抵债的规定较为详细,无论是出工还债的前提、出工人员,还是抵债期间的人身关系等都与唐宋律法的规定有所不同,这是西夏法典中债务法的特色之一.西夏法律规定出工抵债者是除父母、70岁以上的老人、10岁以下幼童以外的所有男女,不同于唐仅限男口、元奴婢例外的限定.工价抵偿债务后,出工者即可与债权人解除主仆关系.抵债期间的工价比正常雇佣劳动力低,在实际的以工抵债中却比法律规定的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