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末易代文人的焦虑心态及文学书写——以杨凝式、冯道、和凝为考察中心

唐末五代易代之时，许多文人历仕多朝，几易其主，虽在各朝贵为权臣，但实为贰臣，他们对此心存焦虑。易主而从，实在是政权鼎革高压下畏祸顺受、艰难委身的无奈之举。因德行有亏，故其文多自我辩白之意。为缓解德行与声名焦虑，他们一方面通过游心释老获得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立言以求不朽。在现实中，他们力图救世济民，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时，采取随运任化的处世方式和人生取向，因而也表现出超然放旷的态度。他们熟知前朝旧制，吏能突出，安抚百姓，赢得当政者的信任和倚重，其中以杨凝式、冯道、和凝等人为代表。观照他们在易代之际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唐末易代之际贰臣的生存状态，加深对唐末易代文学的研究。     

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

金元之际,北方中原地区成为金、大蒙古国、宋政权的争夺对象,汉人割据军事集团乘势崛起。其中,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等成为代表。他们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互争雄长,而且多注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对易代之际的文学承传和发轫元朝自身文学,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隋唐易代之际的巴蜀政局与地方治理

隋末天下丧乱，而巴蜀却阖境安定，平稳归于李唐。通过《续高僧传》的记载，考辨巴蜀归唐的具体过程，指出詹俊、段纶、李袭誉等人先后抚蜀，各有职司，分别代表了巴蜀归唐的不同阶段，无需探讨谁为首功。巴蜀平稳归唐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末当地政治失序导致的权力真空以及李唐举义之初“匡复隋室”的口号，这实则体现了隋朝作为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统治的根深蒂固。在隋、唐初的强硬治理下，时人对巴蜀的印象，经历了从隋初“人好为乱”到唐初“蜀兵脆弱”的转变，表明中央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日益强化。巴蜀于隋唐易代之际的平稳过渡以及该时期对巴蜀的强硬统治，说明巴蜀地域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其独立性大为削弱，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向边缘地区深度渗透的表现。     

故国已远：两宋之际一位陕西地方士绅的自处与处世

靖康之变后,当宋的势力遭金人驱逐,北方领土日渐沦丧之际,依旧留在故土的人群面对王朝易代,所呈现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各有不同。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故国”“新邦”的态度,也反映在行为与抉择之上。《故河南郡封公墓志铭》提供了一个两宋之际陕西蒲城县地方士绅封舣在易代前后个人的生命故事,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易代之际与个人抉择紧密相关的是个人的经历与眼界,但在“故国”视角的叙事模式下,更倾向于从“忠义”“变节”的角度去阐释个人的行为。这不但易于忽略个体生命丰富的层面与内涵,也影响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理解。     

张家玉年谱

明清易代之际，南明王朝及爱国志士坚持与清廷抗争。将领张家玉毕生为抗击清朝而努力。本文旨在梳理张家玉的经历，着重归纳他各时期的抗战活动。     

易代之际子书的文学书写观念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子书创作的文学书写观念是易代之际的独特现象，包括私人化写作中思想活力的释放、视野胸怀的开阔及犀利的批判意识，情感抒写中自我形象刻画、苦闷心态展示与不朽观念追求，寓言言说方式下虚构现象设置、对话体行文建构与文学性语言使用等等，均展现出元代末年文学观念的丰富与创造活力的释放。在易代之后，子书书写方式发生明显转向，包含了更多的制度建设设想、规避风险策略以及人生归宿谋划，而文学想象、情感抒发与文采展露不能不有所忽略，显示出那一时代子书书写观念的演变过程。     

金陵张氏家族研究综述

张氏家族是明清易代之际祖籍金陵的武将世家,但族中成员张如兰、张可大、张可仕、张怡等人皆好文学,在金石书画上亦有一定造诣。该家族作品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记载和文学发展有一定贡献。建国以来学界涉及到该家族成员的研究论文主要以其家族的文学交游、作品引用为主,亦有少量以其家族成员或作品作为重点论述研究文章。     

论蒋捷词的漂泊情怀及其文化意蕴

蒋捷是宋元易代之际的著名词人。蒋捷身经宋元易代之际的巨大动荡,不仅承受了因之而来的亡国破家的惨痛现实,而且长期处于漂泊流离之中。因此,漂泊意识,即对于漂泊流离之生存状态的深刻体验,对于家和对于国家、民族的无可归依,以及因时代巨变所导致的人生价值的失落和人生道路的无可归依,成为其所著《竹山词》中极为重要的主题。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我们如何来探究历史——评刘强《竹林七贤》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生当魏晋鼎革易代之际，聚集于河内山阳（今河南修武），或遨游山水，酣饮林泉，或弹琴长啸，清谈吟咏，任诞的言行透露出对自由的向往，其遗风流韵衣被后世，向为人所歆羡。     

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     

易代之际文人的历史困境——钱谦益和钱穆笔下的刘基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理的文人,刘基先后出仕元明两朝,其＂仕二主＂的经历被后世同处于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和钱穆两位文人先后提出加以讨论。钱谦益站在忠贰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表示同情,而钱穆则站在华夷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予以谴责,然二者却都明确指向了刘基的贰臣身份,从而颠覆了其开国功臣的形象。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是三位夷夏易代之际文人所共同面临的华夷之辨与忠贰之辨相互纠结的历史困境。     

从明清拟话本小说贞节烈女形象看明清贞节观的变化

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明代中后期、明清易代之际和清代前期。各个时期拟话本中出现的贞节烈女形象所体现出的贞节观念也不尽相同,虽然这种变化是有限的,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明代中后期的拟话本中的贞节观走向极致,明清易代之际拟话本的描写重点不在宣扬贞节观上,对于贞节烈女的描写大多一笔带过,而清代前期拟话本中的贞节烈女形象虽然不多,却体现出了向传统回归的特征。     

冒辟疆和他的三个园子

冒辟疆史称明末四公子之一，本文根据史实说明明末清初易代之际冒氏对当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干预与作为。“朴巢”、“水绘园”和“匿峰庐”这三个园子可以说构成他生命中三个时期的缩影。     

尚可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初探

尚可喜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风云人物，其身上汇集了许多争论的话题，最突出的是其叛明归后金、镇压农民起义、与吴三桂叛乱的关系三个问题。对这三个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认定标准不一等原因，一直存在争议，从而影响到对尚可喜的评价。本文立足于史实，力求全面、系统地辨明是非，还尚可喜一历史本来面目。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金代文集保存整理述要

金代文学曾经以其雄健磊落的独特风貌， 为北雄南秀的中华文学提供了同宋代文学优势互补的重要范本。但是由于金、元易代之际兵火散亡和数百年来正统观念的影响， 金代文集大多佚失不传。对现有金代文献的保存整理情况加以系统总结， 这是研究金代文学的基础性工作， 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即对现存金代文集作了深入的评析和全面的介绍。     

“甲申之变”与中国官绅阶层

公元1644年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互作用的巨大转变,汉族官绅阶层的政治态度对大顺军由支持变为反对,对关外清政权由反对变为认同,及清初联合大顺军残余势力再次反对清政权.这样的转变对明清易代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迫使康熙帝调整其先辈们一贯坚持的强制政策,逐步拉拢官绅实权群体,清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才得以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在以"人治"方式实现国家管理的中国社会中,官绅阶层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和重要地位.     

解放前川边藏区诉讼简述

解放前，川边藏族地区的地方政权，从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里演变成了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由土司头人、上层喇嘛、国民党政府的联合专政的局面。对诉讼方面的调处上可以看出他们根据各自的势力范围，采用各自形成调处形式进行调处。国民党政府衙门的审理，土司头人的调解，寺院上层喇出面斡旋等，其形式各不相同。本篇根据当时案例的审理情况，如实介绍，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