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彖传》诠释对《易经》的哲学突破

《彖传》之所以能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突破”,关键在于它创建并运用了新的适当的诠释方法,即诠释卦象以为先导、诠释卦名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的诠释方法。而《彖传》诠释对《易经》“哲学突破”,主要表现为它立足时代前沿,在诠释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论,即“天施地生”论、“顺天应人”论、“与时偕行”论、“刚柔皆应”论。     

唯识思想前后期价值取向之重要变化--《解深密经》与《成唯识论》三自性理论比较

《解深密经》与《成唯识论》在三自性理论上存在着差异,包括遍计所执自性是否遍一切法、依他起自性能否依遍计所执自性而生起等。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唯识论前后期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变化,即从否定世俗世间、唯以出世间为根本宗旨,到以出世间为根本宗旨、同时对世间法的一定程度的实在性给予充分肯定。此种变化是力图使唯识论能更为严谨圆满地解释各种精神与物质现象。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公孙龙子·名实论》的现代解读

以现代符号学理论为分析工具 ,对《名实论》作出了新的诠释与分析。认为公孙龙的“名”即事物的名称。他提出的“正名”原则 ,正确地揭示语词符号 (名 )与指称对象之间的确定性 ,而其所论名实关系 ,已不限于语义学方面 ,而且涉及到了语用学问题     

《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佛教思想是在与不少其他宗教哲学派别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虽然分为中观和瑜伽行两派，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对其他派别的态度也有类似点。《成唯识论》中的唯识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般若中观理论的重要成分，是瑜伽行派论述佛教“空”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成唯识论》从佛教的唯识空观出发，对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各派的核心思想，而批判的重点则是各派学说中的实有观念。通过对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佛教与许多印度古代思想派别的基本理论差别。     

老子“自然”的意象诠释

《周易》以“意-象-言”这种方式展开易道,它体现着古人展开道论的根本方式,也即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这种展开道论的方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诠释古人的思想,即所谓“意象诠释”。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在《老子》中表现为“道-象-物”这样的道论结构。老子“自然”的观念,贯通老子道论的各层面。在这一结构中,“道”为体、为微;“物”为用、为显;“象”乃道之流行展开、显微之间。道体自然,流行亦自然,展开而实显为万物自然。道体自然,其义只能称“无”;流行自然,其义“无而有象、象而无形”,恍惚、窈冥;万物自然,即方圆万象。     

李光地《注解正蒙》的修养工夫论

李光地的《注解正蒙》是对张载《正蒙》的注释之作,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修养工夫论内容。通过分析原始文献的方法,并运用道德哲学的相关理论,梳理《注解正蒙》的修养工夫论。李光地所诠释的立志守礼、学以复性、以德胜气、诚敬和乐、持重改过等修养工夫,对于现代人的道德实践和精神境界提升有着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论孔子的义利观

论孔子的义利观曾广开《论语·子罕篇》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两千年来，尽管人们对此章有不同的诠释，①但大都相信《论语》所述孔子“罕言利”的说法，今人则进一步简单地把孔子的义利观概括为“重义轻利”。我们认为：孔子的义利观十发复杂，《论语》中涉及义利之...     

译要敢为人先－－从点滴实践感知翻译创新

“创新”宜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应鼓励不同的个体在其研究领域内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创新成果。就译事而言，主张“敢为人先”，即敢地译他人所未译，敢于译他人所不译，敢于译他人所劣译。为说明此观点，例举并分析了一定数量的广告口号，文章标题，名言隽语及商店名称等实际翻译。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管子》情性论

《管子》以治国为核心的人性论是以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即情性为人性,可称之为情性论。《管子》情性论以满足君主、百姓情性,即以治国安邦为核心。它与孟子、荀子、告子等人性论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管子》情性论关注的重点是君主、百姓所拥有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并非探讨人性的善恶,属于西周、春秋时期传统的人性论;其二,《管子》情性论以治国为核心,并非以提高道德、实现理想人格为重点。     

浅探王船山晚年工夫论思想--以《庄子解》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的“存神”为例

一般认为,王船山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的理论建树颇丰,相对而言,其工夫论方面则似有所疏略,至少没有特为强调。《庄子解》与《张子正蒙注》成书于船山六十岁以后,体现其晚年思想的发展趣向。“凝神”之于《庄子解》,“存神”之于《张子正蒙注》,都是极其重要的工夫论概念。本文将《庄子解》中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中的“存神”加以对照,试图从工夫论的视角探寻船山对于个体工夫与宇宙本体之间的哲学思考,初步发现此时的船山以神为核心,通过为功于气的方式,把个体修养与气化流行的宇宙联系起来,使工夫论纳入宇宙论的视域中来,这样,内圣之学就不拘囿于心性论领域,增强人对宇宙万物的责任意识。本文认为,从《庄子解》到《张子正蒙注》,从“凝神”到“存神”之重视,这中间体现出船山晚年对工夫论的思想发展,有其前后相续的内在理路。     

论《明句论》对《中论》的诠释与歧出

月称的《明句论》作为《中论》的注释是解读《中论》的重要依据,尤其从宗喀巴确立了它在藏传佛教《中论》解释传统中的根本地位以来更是如此,也被当今中观学界所重视.舒尔曼认为月称的诠释其实有偏离龙树的原意之处,月称把《中论》第二品去来品中主体与作用的论理模式转换成以作用对象为中心的论理模式.与此同时,将《明句论》放置到汉译本《中论》及其青目的注释中来考察,可以显示月称确实有改造龙树中观学说逻辑企图,其逻辑理性呈现出客观化的倾向.     

焦循《孟子正义》以易释孟平议

焦循重视经义的贯通,是他得以形成以易释孟思想体系的基础。焦循《孟子正义》以易释孟,突出体现在他以《易》学思想对孟子所论的“道＂、“性善＂、“经权＂等思想概念的诠释上。焦循对孟子思想的诠释,使得孟学呈现易学化色彩,拓宽并深化了后人对孟子思想的理解。然而其中也有牵强之处,偏离了孟子本意。焦循以易释孟背后的依据,应源于他对理学的抵触,反对空疏,试图寻求一条新的途径来诠释《孟子》,尤其体现在他以（（易））学之“通变”思想来诠释孟子的“性善’论上。     

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论及其理论形式

面对技术理性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试图为解决价值多元社会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在哲学认知论、政治哲学论以及政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形式,可以为建构政治共识论的一般性理论形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王肯堂及其《八识规矩集解》

王肯堂以医家闻名于世,亦为在家修证佛法之人,对佛教唯识学素有研究,为晚明唯识复兴运动重要人物,撰有《成唯识论证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等唯识、因明诠释著作。作者新近发现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有王肯堂的另一唯识著作《八识规矩集解》(明代天启年间刻本)。该书解说玄奘《八识规矩颂》的要旨,经查为海内外现存之孤本,且此前在思想史的文献中几乎从未被提及与引用。这里编校刊印这个四百年来始终湮没无闻的重要思想文本,并对王肯堂本人及其佛学思想和佛学论著《八识规矩集解》做一引介。     

《20世纪中国哲学论要》评介

郭庆堂教授等著的《20世纪中国哲学论要》一书,2013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论要》分析论述了20世纪在中国产生、流行并为中国人所诠释、理解的各种重要哲学思想,     

现代教学论“界”说

现代教学论的限界标准，有以时间为限界的和以实际的教育形态为限界的两种主要观点。前者把现代教学论看成是当今信息革命时代社会生产和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产物，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者强调现代教学论应以实际教育思想的形态及与此相联系的实践活动为限界的根据，从而认为这一时期应在70年代。对现代教学论产生、发展的限界问题取得共识是现代教学论研究的前提条件。     

顺应论观照下的英语童话汉译

根据顺应理论,语言的使用是语言使用者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翻译即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进行一系列语言选择和诠释原语文化的过程。以顺应论为理论基础,以The Berenstain Bears和The Wind in the Willow为语料,探讨译者在英语童话汉译中如何对语言结构及语境做出动态顺应,以便于目的语儿童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