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与文学史料学问题

史料和文献历来为严谨的学者所重视,尤其是作为文学研究直接对象的作家作品,更是研究者必须全面、准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鲁迅曾说,研究作家要把握其“全人”,所以,编辑出版收录作家作品的《全集》,历来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普遍瞩目。关于包括现代作家《全集》编辑在内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曾在2003年和2004年进行过两次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现代作家全集编辑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也还会层出不穷。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作家全集的编辑问题依然作为研讨会的四大主题之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现代作家全集的编选和校勘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搜集、整理和编辑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或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绝不可等闲视之。而编辑作家全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为当前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原初资料,还在于它所保存的完备的史料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收藏,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样说来,收集完整、考订精当、体例科学的作家全集,其编辑者所做的当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实在有必要花气力去做好。在当前学术界刮起的某些浮躁之风面前,组织和刊发这样一组专题文章,对于净化学术风气、弘扬早年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沉潜、扎实、严谨的治学传统,进而促进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以及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健康发展,或许会有一些裨益。     

现代作家全集文本校注中的问题

史料和文献历来为严谨的学者所重视,尤其是作为文学研究直接对象的作家作品,更是研究者必须全面、准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鲁迅曾说,研究作家要把握其“全人”,所以,编辑出版收录作家作品的《全集》,历来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普遍瞩目。关于包括现代作家《全集》编辑在内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曾在2003年和2004年进行过两次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现代作家全集编辑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也还会层出不穷。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作家全集的编辑问题依然作为研讨会的四大主题之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现代作家全集的编选和校勘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搜集、整理和编辑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或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绝不可等闲视之。而编辑作家全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为当前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原初资料,还在于它所保存的完备的史料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收藏,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样说来,收集完整、考订精当、体例科学的作家全集,其编辑者所做的当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实在有必要花气力去做好。在当前学术界刮起的某些浮躁之风面前,组织和刊发这样一组专题文章,对于净化学术风气、弘扬早年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沉潜、扎实、严谨的治学传统,进而促进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以及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健康发展,或许会有一些裨益。     

中国现代文学辑佚述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类型研究之一

作为古典文学文献学分支学科之一的辑佚 ,就是将佚书保存在现有书籍中的文字资料搜集、整理、考订、编辑成册以恢复佚书全貌或部分面貌的工作。辑佚学则是研究辑佚活动基本规律 ,总结辑佚整体活动过程、原则、方法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科。现代文学虽然从发生距今不足百年 ,但由于现代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混乱、战争频繁 ,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作品已经“亡佚”了。但这种“亡佚”并非真的丢失 ,而是指这些作品未收入作家的别集或总集之中。将现代作家已经散佚的作品 ,通过各种渠道挖掘、考证、编辑出来 ,以完整和丰富作家别集和总集的工作 ,就是现代文学的辑佚。本文将以古典文学辑佚的方法和规律为参照 ,梳理现代文学辑佚的发展脉络 ,归纳现代文学辑佚的特点及成果类型 ,并对其文献价值进行评述。     

张伯海先生

张伯海先生，1932年生，祖籍山东掖县。1956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师从刘伟溪教授进修中国现代文学。1958年起参加教学卜作，先后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等课。结合教学、科研丁作，曾撰写并发表评述鲁迅、翟秋白、曹高、叶紧等现代作家作品的论文多篇。1975年，配合刘洋溪、孙昌熙、韩长经教授注释鲁迅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此任务是国家规划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的一部分。1976年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参加新版《鲁迅全集》全自编注厂作，并承担全集第5卷编注等具体任…     

学术史视野中作家群体现象的认知理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60年述评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作家群体现象的认知理路.总结60年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之经验,史料基础和观念形态建构的双重重要性,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整体思考的制高点之所在;反省过去的研究,我们缺乏考察这一现象的整体性理念和思路,即对文学社团流派中"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地域)"等概念的包容性、动态性.研究作家社团流派人与事的关系和纠葛,关键不是规约或简单的判断,而是对占有史料的合理整合.     

左联五烈士与戏剧

左联五烈士与戏剧彭耀春由于现代文学研究者们辛勤不懈的努力，新时期“左联五烈士”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取得很大进展。￣［１］在这些众多而珍贵的历史与文学的记载面前，我们见到了一个由“中国新文学界的精华”所组成的中国现代革命作家群，和这一革命作家群体较为完整的...     

论近年来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

对现代文学期刊的关注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期刊研究热＂的兴盛既与西方学界的影响有关,也与重视史料搜集整理的学科传统再次彰显有关,同时也是研究者应对学科＂边缘化＂、追求突破创新的自觉选择。近年来现代文学期刊研究在史料钩沉辑佚方面,主要将目光投向以往关注较少的沦陷区等地的文学期刊,并注重期刊史料的整理汇编,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较为翔实的史料基础。从思想文化角度进行的期刊研究有助于多维度地理解文学生长土壤的复杂性、文学自身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状态。传播学视角的引入,为期刊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关注现代文学期刊的传媒属性、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以及传播主体的编辑理念和传播策略,探讨报刊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使得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期刊研究为推动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打破文学史研究的僵化局面,但也存在忽视文本研究和审美研究、学科身份模糊等弊病。如何坚持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在提倡学科开放的同时确立新的学科观念和学科规范,是当前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1949-1979

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繁荣面貌,不仅研究主体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时代及学术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香港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与世界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1949年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向海外传播,以及海外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重要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完整认识,离不开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性探讨。     

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重构价值——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感情,他独特的文风和学术个性,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弥足珍贵。     

关于阿英史料学思想的思考

随着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献问题的愈益看重,阿英在文学史料工作上的巨大成果也愈益突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陆成的一篇文章,即《阿英的史料学思想》,其观点值得商榷,笔者在本文中即针对上文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隐士”考论

隐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研究面宽、朝纵深方向发展的纷呈局面。稽诸正史,旁及笔记文集,研读今人著述,发现对＂隐士＂的定义及＂隐士＂文化理论建构的过程认识和描述,莫衷一是,各持一端,多有不符合历史实际之处。考察＂隐士＂一词出现以前的＂隐士＂文化的历史衍变,探究儒道两家对＂隐士＂文化理论的建构,方能明白＂隐士＂最为本初的面貌,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综述

本文通过藏汉文史料,较系统地对历史上藏汉两族在雕版印刷、佛教与译经、文史典籍、建筑测绘、工艺美术、天文历算、医药学、体育项目、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作了概述,从而进一步说明,历史上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团结互助的关系,是十分深远而密切的,并且是藏汉两族人民相互关系的主流。     

宋代文献所见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研究之一

书法史上,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的大量出现是在宋代,宋以前不明显.宋代书论文献中涌现出的书法遗迹版本问题,是与宋代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的.它不仅是宋代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极具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客观、全面地认识和对待调解

诉讼调解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民事诉讼调解经历了从一度过热到渐渐趋冷,然后又走向重兴的“U”字形过程。在这中间有许多可以认真总结的经验,也有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但从国际司法界的发展大势来讲,调解,即ADR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采纳和接受。ADR即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其字面意义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以根据其内容实质意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和摸索ADR的实践经验,原则是既将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引入民事诉讼程序,强调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地位,同时又不使其偏离法治的轨道。当前,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法理层面,诉讼调解一直是中国法学界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各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着人们的认识。应当说,理论探讨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司法实践同样也会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或许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