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态及诗学指向

新历史主义的模糊理论定位和松散学派特征是文学批评界的棘手问题。在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立阐释中，它更是面临着命名危机和方法论困惑。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在对后现代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中引导的是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话和协调，而在文化诗学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性回归和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本文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揭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认为诞生于８０年代初的这一文化思潮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其次，讨论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观问题，指出格氏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并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最后，阐释“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     

试论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诗性之维

意大利维柯提出的“诗性”,意指人类一种“感觉的和想象的”认识本性.这是一种由熟悉事物到陌生事物的认识方式,与使用“实在替代物”的理性认知相辅相成.海登·怀特则在看似理性的历史创造、历史记述和历史认识中找寻出了诗性行为,并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维柯“新科学”意义的“历史诗学”,彰显了历史的诗性之维,为历史美学的出场奠定了基础.文章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系统地梳理历史诗学的诗性之维,厘清这一理论的学术渊源、运作机制、内在逻辑、价值指向、外部样态和文本呈现,以期深化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认识.     

海登 ·怀特历史诗学研究综述

海登·怀特庞大的历史诗学体系建构,引起整个人文领域的关注。历史学领域对其历史诗学理论的研究大体形成了三种观点：“反历史”、“非历史”和“思辨的历史”。文学与诗学领域对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研究还处于基本评介阶段上。在叙事学领域,海登·怀特历史诗学被称为“颠倒实证主义的隐喻叙述主义”,怀特本人被当作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和史学性元小说家。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跨学科视野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作为两种批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尖锐的矛盾。但怀特通过“文学性”策略使这对极其矛盾的批评方法在其历史诗学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其历史著述的文本属性弥合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其历史文本的存在方式弥合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其历史诗学的建构形态弥合了诗性预设与理性阐释。通过实现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怀特的历史诗学成为跨学科的典范。     

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对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经历了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怀特写作《元史学》与历史诗学理论的建构时期,《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是对“历史诗学”的补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主要关注历史叙事的话语问题,是“历史诗学”的发展。怀特历史诗学理论提出后引起历史学界、文学界的批评,怀特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应,对其历史诗学理论也不断地补充、修正、发展,论文集《比喻现实主义：关于模仿效果的研究》就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     

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考辨

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当代学界的持久影响不断催生出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现象,逐步消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应具有的历史维度。当代批评理论领域的“普遍历史转向”,接连造就出无数版本的“新”历史意识,但是根本上却是不断回到社会批评的“旧”历史问题。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为起点,通过考察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后置历史”理论构想,以及其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之间的理论对话,在此基础上探讨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显然可以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诗学重建提供理论借鉴。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谈当前"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旨趣

当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将它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混同。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文化诗学”立足于我国的文学现实,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也重视文学外部研究,追求文学诗意的王国;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旨趣却指向文化政治权力。     

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诗学"--以<花腔>为例

新历史小说是近十几年来我国文坛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最初命名对应的是当代历史 (包括革命史 )题材小说 ,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似乎并无关系。但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观察这一文学现象 ,同时立足于中国问题 ,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视域 ,而且有利于发现和总结新历史小说所内涵的历史诗学 ,探索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为此 ,本刊组织了一组以阐释新历史小说之历史诗学为主的笔谈 ,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文学与文化互动铸就诗学辉煌——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回眸

坚持文学与文化的辩证互动、双向建构关系,是作为一种文学新论的“文化诗学”的理论亮点之一.总结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发现,辉煌的诗学成果正是建构于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之中,而大量新的文化理论催生出大量新的文学理论也是文学与文化互动产生的丰硕成果.相反,文学与文化互动的偏失则带来诗学发展的曲折.这些历史的经验,从一个侧面为坚持文学与文化辩证互动的文化诗学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再思辨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是当代美国颇具创意的史学,我国学界认为它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海登.怀特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范式,并以语言分析为核心,归纳、抽象出历史文本所采用的文学性语言表述方式与规则,以此确证历史写作的文学诗性与虚构性。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就其学术品格而言,是一个有着诸多创意的解构性与建构性并存的学说,难免出现逻辑疏漏与学理盲点。我国学界对它的高度评说,只看到其新创与妙解,却并未关注它对历史写作与研究可能带来的伤害。     

“重划疆界”与“厚描”——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键词

格林布拉特曾指出,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疆界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划界和重新划界乃是文学研究的特点。作为当代多元文化产物的新历史主义,其文学批评即肇始于对历史和文学的重划疆界,它打破了历史与文学、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固定界线。在批评实践中,新历史主义吸纳了人类学中“厚描”的方法,注重多种文本的“互文互动”,这是其新型历史观和文本观的必然结果。     

文化诗学的重划疆界与整体性研究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其根本区别在于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它将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研究。本文以《诗经》学为例,主要讨论文化诗学＂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特征,＂跨学科＂究竟有没有可能,如果可能应该怎样去＂跨＂,怎样去实现学科间界线的打通,使其它学科也参与到这一批评方法中来,为文化诗学这一理论工程的建构所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诗学——试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内蕴着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因素,特别是他对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透视和解剖,使其理论披上了扑朔迷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版本。虽然不能把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完全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但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对它的影响,并可以从这一视角来透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一是历史思维和历史的解释原则;二是秉持一种整体的文化观;三是对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揭示。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