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东汉初期儒学神学化对文学的影响——以班固赋作为中心的考察

东汉初期的神学作为一种理论构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儒学走向神学化的直接动因。儒学神学化对东汉初期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既热情赞颂帝王的"真命",又着力发扬帝王的"儒学",刻画出统治者"外王内圣"的形象。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帝王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兼及秦汉神学政治

周人不多谈阴阳五行,因为它是殷商的神学政治理论.战国后期,邹衍把阴阳五行表达为五德终始说,秦统一中国后,经吕不韦的推崇,五德终始说成为官方学术.五德终始说是宗教神学与政治伦理化结合的产物,入汉以后,汉帝从中看到了为汉制法的好处.经学思维模式是儒学在新形势下结合阴阳五行说的延展,思维的程式以阴阳五说为前提,以受命改制为中心议题,为汉代帝王寻找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大一统的途径.汉代儒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借助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论汉代儒学的官学地位

汉代官学是儒学同政治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官方完全把持了儒学,皇帝成了经学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儒学则垄断了政治,它构成了国家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没有哪个时期能够象汉代那样紧密和直接,甚至于无法分辨哪些是学术问题,哪些是政治问题。为此,儒学不得不牺牲了某些终极性的价值目标以迎合现实政治,现实政治也在儒学的改造和规范下形成了新的格局和气象。这种结合对此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     

试论诗教的汉代儒学特质

诗教被汉儒视为最新最畅的审美规范,是先秦政教文学观念承变的结果,更与汉之时代、文化思潮息息相关,极具汉代的儒学特色.本文试剖析诗教与汉之社会结构的关系,展示汉之诗学主体的表现形式,以阐明诗教的本质精神,并进一步论述了诗教的理论特征,以示其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的地位.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

两汉的孟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孟子》被置为传记博士的时期。二是在昭帝主持的盐铁会议时期,孟学得以复起。三是在东汉时期,先有王充撰写《刺孟》、后有诸儒为《孟子》作注。两汉治孟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人道思想和理性政治精神,从而对打破经学独尊和促进儒、道两家思想的整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法家取向如何进入汉末士人视野——以崔寔为个案

东汉时以儒学经术出身的士人，在取向上与法家的“文法吏”角色是处于对立状态的，而且这种对立很容易会造成他们认知上的紧张。但是，在崔寔身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对立所导致的认知紧张。崔寔个人对现实政治的理性认知及他出任郡守的切实的政治经验化解了这种一般意义上儒法的紧张冲突。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

继孔、孟之后,荀子着重对善的现实化和普遍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重视善得以实现的外在力量,开创了经世儒学的路向,对西汉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学与西汉儒学之趋向分别体现在性命观、儒士道统与政统精神和礼法观这三个方面。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居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