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摘　　要: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讨论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并用Shapley值法对之进行因素分解,并采用CHNS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缓解贫困,需要进一步采取瞄准式扶贫措施来解决的结论 。     

亲贫困增长分析中的Shapley分解规则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本文把影响亲贫困增长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并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中,采用合作博弈理论中的Shapley分解规则证明了亲贫困增长分析中因素变动效应的完全分解过程,并用住户调查数据（1988-2007年）对中国农村和城镇的亲贫困增长状况进行了实证,在此基础上作为制定具有瞄准功效的反贫困政策的有力依据。     

亲贫困增长分析的理论基础及其改进框架

在现有亲贫困增长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发展状况剖析亲贫困增长的类型与内涵,厘清亲贫困增长的研究思路,从贫困缓解、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出发,提出亲贫困增长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建立基于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的亲贫困增长分析矩形模型,并对该模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进行了探讨和拓展,以期完善和修正中国的亲贫困增长理论和测度方法。     

亲贫困增长测度研究述评

阐述亲贫困增长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目的在于总结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的主要理论成果。有关亲贫困增长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七种,都是从收入增长率变动或贫困指数变动角度进行构建。现有文献研究从收入维来测度亲贫困增长,有关多维度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相应地也可以从多维角度分解经济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目前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都是基于匿名性假定,如何考虑非匿名性情况下的亲贫困增长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贫困状况抽样调查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新疆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2000～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的状况及其变动趋势,分析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的变动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仍然是新疆减贫的主要动力,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和贫困线的上升导致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不断下降.新时期,新疆开发式扶贫战略应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把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从而实现有效减贫.     

安徽城镇居民贫困变化探析

90年代中期以来,安徽城镇居民贫困发生了变化。在贫困特点上,不再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而是缺少某些生活必需品而形成的一种狭义的相对贫困;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上都有加剧趋势。本文依据有关统计数据, 对全省城镇居民的贫困状况及贫困程度变化进行了测定, 并分析了原因,提出相应建议。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

本文运用1978-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数据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文章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贫困表现的新特征,制定了考虑家庭规模影响的“小康贫困线”及“三保障”评估的临界值,以识别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于江西省624户农村样本,构建了包含收入标准、三保障标准、食物营养结构、社会关系、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的识别体系,对样本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表明：大多数家庭都是一维贫困,其中,劳动力、收入、精神状况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建档立卡农户贫困贡献率高于非建档立卡农户;维度分解结果表明,收入、劳动力、健康和教育四个维度的贡献显著。     

安徽省城镇贫困线的测度及贫困状况分析——基于ELES方法

贫困线度量是贫困研究的关键步骤和政府制定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安徽省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法(ELES)",对安徽省1996-2005年的贫困线做了测度,并以此为标准与其他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贫困线整体上保持了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其中在1999、2001和2004年出现比往年低的情况;低收入群体贫困状况在恶化,现有贫困线距离扶贫的标准还很遥远。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基于有关贫困定义的主要英文文献,文章回顾了贫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别是对贫困的定义.评述了贫困和贫困线定义的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定义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的贫困现状以及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亲贫性:1989-20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亲贫？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数据,运用修正的减贫等值增长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亲贫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亲贫性,但农村经济增长的亲贫性欠佳.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统计测度

为全面反映居民贫困现状,需要对多个维度的贫困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多维贫困指数。对Alkire等（2008）的等权剥夺矩阵采用了非等权设计,改进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并将基于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与贫困深度的多维贫困指数统一到一个计算过程中,提高了计算效率。文章利用1997—2006三年的CHNS数据,在饮用水、收入、教育、健康保险、电器等五个维度,时中国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家庭整体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没有家庭存在5个维度的贫困;维度分解表明饮用水、收入、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

传统的仅用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贫困的方法只能提供单一的信息,从多维角度则能够较全面地认识贫困。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中2000年和2009年数据,借鉴了多维贫困指数的构造及分解方法,对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分解及分析,认为总体上城乡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农村贫困严重于城市,应重视医疗健康保险、卫生设施、城市住房、做饭燃料等维度上的贫困,同时降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     

“贫困”何时休？：论当前城镇贫困现状

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然而当时社会公众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评论和九十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和营业主、承包、承租者和一般收入者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到了九十年代，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高收入者的主体加入了大批通过非市场手段致富的人厂是国有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三是收入高低悬殊的情况已比八十年代显著得多。由于这三方面的变化，贫困问题也就成为阻碍我国发展的一大问题。一、职工贫困现状据国家…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影响——以天津为案例所进行的分析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历来是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及其所导致的收入增长会减少贫困，尤其是绝对贫困：相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收入分配的恶化却可能加重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本文以天津为案例，采用定量的方法集中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变化对我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贡献度的一种新方法

文章对衡量通货膨胀对贫困影响的传统方法提出商榷,提出能够准确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人口在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维度影响程度的新方法,并具备推广到更多贫困维度的特性.该方法以具有加法可分性的R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Sharply方法对贫困改善的通货膨胀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分解,根据2004～2010年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通货膨胀因素对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贡献度,较为精确地测度了通货膨胀对贫困群体的具体影响.     

中国农村贫困变动：1981—2005 —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和指数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中国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贫困线为标准,利用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分配分组数据,测算了1980年以来的四种贫困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农村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衡量的贫困程度相差悬殊,这使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变得更加复杂;脱贫时间指数的构成中,由于不平等所延长的脱贫时间,相对而言明显提高,这说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已经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这种变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多维视角下农村居民家庭的贫困测度

文章根据AF“双界线”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利用在山东省费县进行的农村居民家庭生计与发展调查得到的小型微观数据,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分解.得到以下结论:家庭多维贫困分解结果与单维贫困测度结果相互印证,这与家庭自身特征及家庭成员特征有直接关系;经济的发展极大的改善了居民家庭的资产状况,而生活水准仍有待于提高;教育、收入仍是贫困的重要成因,卫生设施、饮用水以及慢性疾病的贫困问题仍不能忽视.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