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没有说为什么要更名,也没有载录始皇诏书的全文。再看始皇的各种石刻文字,也没有提到更名的原因。“四人帮”御用文人说:更名民为黔首是解放     

“相国”、“丞相”官称考

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的观点出现后,引出了古往今来关于春秋战国“相国”“丞相”官称的许多不同看法:如《汉官仪》说“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说“始皇始置相国”;《历代职官表》说“相国在丞相之上”,等等。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新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一反上述传统说法,认为:“所有记载中的‘相国’二字,都可以作这样     

甘肃境内秦直道管见

一、问题的提出 史籍对秦直道的文字记载不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有两条:“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史记·蒙恬列传》记有两条:“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试论孔子

<正> (一)孔子的身世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如此说,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     

从时政歌看人民的预见性

时政歌,指人民有感于时政而创作的歌谣。它常常是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舆论武器,因而常有预见性。 奴隶社会的夏朝,残暴的夏桀自比是天上的日头,人民就用歌谣诅咒他:“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预言了他的灭亡。秦统一后,秦始皇竭尽人力物力追求享乐,建造阿房宫,当时民谣说:“阿房阿房亡始皇。”(转引自《中国民间文学史》)阿房未就而始皇死。汉董卓领兵出关,肆行杀掳,焚烧洛阳周围数百里,犯下了滔天罪行,当时有歌     

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

“正月”读音“征月”是不是秦代避讳所致?历代学者大都持肯定看法,但语焉不详。现代学者陈垣先生则认为不是由秦讳而改音。究竟孰是孰非?这里谈点自己的看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说:“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诞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关于这条记载,陈垣先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他在《史讳举例》     

“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

林剑鸣同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第340页说,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的秦、赵大战中,“秦将桓齮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作者自注,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经查证《史记》这两篇均未言及秦将桓齮败逃燕国事;先秦、两汉典籍亦无此种记载。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71页云:“(公元233年)赵派大将军李牧向桓齮反攻,大破秦军于肥,把桓齮打跑了。”杨氏于此加注:“(《史记》)《李牧列传》也     

颜回思想的积极因素

颜回,名渊,字子渊,春秋末年鲁国人,孔门弟子之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其生卒年说法不一,主要有享年四十一岁(公元前521—481年)说和享年三十一岁(公元前521——491年)说。《论语·雍也》记他“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知他家并不富裕。《庄子·让王》则记他家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四十亩。”《史记》又记他和父亲颜季路“父子尝各异事孔子。”父子二人同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项羽”和“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东约5公里处(图一)。秦始皇初即位(公元前246年)开始营建,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被迫停工。前后历经三十八年之久。 关于陵墓地宫的内部情况,《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一作 锢)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     

也谈《三国志·夫余传》中的“名下户”

读了顾铭学同志《魏志夫余传中的三个费解句》(载《学术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之后,很受启发。也想就其中的“名下户”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三国志·夫余传》中“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是一句前后连贯的完整的话。中华书局标点本以句号结句非常妥当。其中的“名下户”是一个词组,它是由“名下”和“户”两部分组成,     

初析《诗经》在古代政治思想交流中的启示作用——从《左传》中用歌《诗》奏《诗》充实和代表言语谈起

《左传》所述的时代,《诗经》与政治、外交活动密切相关。无论处理政治事务或是在外交活动中,“诗曰”或 者“诗云”随口吟出,而且很切合适用,显示了《诗经》在政治上的实用价值。本论文仅在从《左传》隐公元年 (公元前722年)至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97年的范围内,分析了20多处歌《诗》或者奏《诗》在政治上的 实用价值、作用,反映出“不读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时代特点。     

原始神话的发展

“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阶段,约在公元前1500万年到公元前400万年,按照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分期,属于“蒙昧时代”的前期。当时的神话极其简单,处于萌芽状态,但它却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当今文学的最早的源头,也是促进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学者托卡列夫在《神话与神话学》一书的一条注释中说:     

荀子文艺美学思想管窥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是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所著《荀子》,除哲学论文之外,还有两篇是由61篇文学作品所集成:《成相》篇收入56首用通俗民歌体写成的作品;《赋》篇收入5篇小赋。刘勰给这些小赋的评价是“象物名赋,文质相称”(《文心雕龙·才略》),并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荀赋中的两篇,在这指代荀子赋体的作品),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文心雕龙·诠赋》)指出荀赋对赋体文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可以说,荀子不但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有影响的诗赋作家。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还发表了不少文艺美学方面的言论。他的《乐论》篇,是     

秦长城西端遗址探索

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遣蒙恬将三十万众,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哪里是秦长城西端起首之处?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临洮学者作了一些有益的考察,成绩是可喜的,但有些同志将古之临洮混淆为今之临洮,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史学根据是不足的。《汉书·匈奴传》中说:“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徒适戍以充之”.这里主要指的是“因河为塞”,“临河”、“徒戍”,而不是翻山越岭去寻找残垣断壁,找只砖片瓦的。明代学者顾     

《楚辞·远游》篇試解

一、《远游》是仙真人诗,是天学吗? 怀疑《远游》不是屈原所作,从近代始。近代学者中有这样的怀疑,从廖平始。廖平以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他以为“《秦本记》,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自呈撰,年湮代远,遗佚姓氏。及史公立传,后人附会改捝,多不可通。”“著书諱名,文人恒事。使为屈子一人拟撰,自当整齐故事,扫滌陈雷,不至旨意緟复,詞語参差若此。”又说:“《楚辞》为《诗》之支流,其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为天学,详于六合之天。盖圣人于六合     

“焚书坑儒”与秦代经学

<正> 秦代经学是原始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代及其后经学有重大影响,理应认真研究。然而,人们往往拘泥于所谓“焚书坑儒”,认为经学中断于秦代,从而阻碍了对秦代经学的研究。因此,今天有必要破除秦代无经学的成见。一秦人的经学撰述固已荡然无存,但史籍记载表明秦代经学并未中断。(一)经学的研习传授。秦皇说他“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在先秦指《诗》《书》等典籍及其研习者。“悉召”“甚众”说明文学之士为数多而来路广。又,“始皇置     

稷下大师荀子

<正> 年十五游学于齐,齐襄王时于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荀子,是公认的稷下大师。他“生于赵,游于齐,尝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其生卒年难以确考,据汪中《荀子年表》,他大致活动在赵惠文王元年(齐湣王三年,公元前二九八年)至赵悼襄王七年(齐王建二十七年,公元前二三八年)这六十年之间。这六十年,他大部分时间该是在稷下度过的,大概经历了齐稷下学宫由复盛到衰落的一段时期。荀子的思想可以说是受学于     

考释《山海经》中有关古朝鲜的两条史料

《山海经》中 ,多处谈到上古朝鲜半岛的事物和情况 ,而明确标出“朝鲜”二字者却只有两条 ,按袁珂先生 1995年的《山海经校译》本 ,则为《海内东经》篇的“海北山南”条和《海内经》篇的“朝鲜天毒”条。对于前者 ,如果明确了“在列阳东”和“海北山南”的各自含意 ,便可知晓古朝鲜 (起码是公元前四至二世纪 )的基本位置 ,从而否定了什么“辽宁说”和“迁移说”。对于后者 ,主要是把“天毒”二字解释明白。研究者们对“天毒”二字其说不一 ,有“衍文说”、“东屠说”、“沃沮说”、“带方孤竹说”和“辽西孤竹说”等 ,而笔者则主张其为“王居说” ,它是古朝鲜都城在从古朝鲜语转化为汉语时的译音 ,即战国时译为“天毒” ,其后又译为“险渎” ,最后落实到《史记》朝鲜列传一文中的“王险城” ,古时的王险城即今日朝鲜首都———平壤。而如“天毒”不是郭璞所注之古代“天竺国” ,则《辞源》中的“天毒”条似亦难于成立。     

王褒卒年考辨

西汉辞赋家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关于其生卒年,《汉书·王褒传》没有明确记载,只说:“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怜惜之。”祀金马碧鸡事的时间,《汉书》无记载,因此王褒的卒年就成了问题(王褒生年更恍惚,故从略)。笔者目前仅见有两种说法:一是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在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二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定于五风三年左右,即前55年左右。其他的文学史著作如游国恩编,如中国社科院编,如章培恒编,如郭豫衡编等都曰“生卒年不详”,有的把它忽略过去。笔者认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