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魏晋文章"与章太炎——论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之二

鲁迅"魏晋文章"风格的形成,源于他早年在越地对"魏晋文章"的喜爱.章太炎则提升了他对"魏晋文章"的自觉,并以一种既严密锋利又博大深厚的文风,影响到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传承与发扬.     

“魏晋风度”与求仙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彻底更全面。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新局面,其中求仙主题就是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主题。就当时政治、社会局势来看,求仙成为文人挣脱精神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途径。从疑仙到求仙,文人经过了心灵的洗礼,创作灵感更是与宗教紧密联系,求仙主题的出现为后代隐逸主题和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和发展作了铺垫。     

神韵超迈的艺术之美——魏晋审美文化论

魏晋玄学通过有无、形神等的讨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区分了现象与本体、外在与内在、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不仅形成了新的美学范畴,而且将有限与无限同人生问题联系起来,就找到了建构美学体系的立足点,使美学超越了对日常生活现象的具象分析,具有了严密的理论性和深刻的思辨性。表现于具体的艺术,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一大批独特的艺术家群体,进行多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同时还在理论上不断进行总结与提升,从而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因之也就形成了魏晋审美文化的独特风貌。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历史叙事与政治文化认同——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再检视

在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当中,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颇具特色。这一观点强调历史的动态过程,强调制度、疆域、人的活动与融合,对于形成民族意识与民族记忆的重要性,而历史则是维系这种认同,并赋予其政治与文化内涵的最主要载体。他之所以在清末提倡历史之学,归根结底肇因于此。同时他的这些思考也贯穿于他在清末与立宪派的论争当中。章太炎此论,在民国学界虽少有回声,但柳诒徵与钱穆的史学思想,从论述框架来看,则与章氏颇为相似,此一脉络,实为理解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与民族主义思潮变迁时不容忽视的线索。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人文关怀辨正之七：“民族主义”与“非民族主义”的统一

人文关怀是"民族主义"与"非民族主义"的统一。因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历来是各个民族的愿望和意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或互动,使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思想或意识。其中,积极主动的人文关怀或民族关怀是非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之观点和行为。     

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

在章太炎“依自不依他”之说的深刻影响下,鲁迅等章门弟子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主张。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更是积极倡导个人自由,充分张扬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这一宗旨。今天看来,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呼吁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进步的美好憧憬。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章门弟子对个人主义的认识也不断趋于深化。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双向互动

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它蕴藏在每一个现代思潮里。被称为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对应关系。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的同源潜流,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但是,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达可区分为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在于通过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     

论张晓风散文的神性情怀

张晓风是汉语文学里很有个性风格的散文家 ,她延续了汉语文学的人文性与诗性写作之路。本文主要探讨了她的思想和散文创作与基督教的复杂联系 ,认为张晓风立足于个人的精神立场 ,既表现了鲜明的“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又蕴涵有“基督徒”的悲悯情怀 ,在自然与历史、自我与神性之间消融了汉语文化和基督教的矛盾 ,实现了文学与人生的诗性言说和神性关怀的汇通     

张载哲学的问题意识与逻辑起点

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哲学构架的真正确立者,理学不少关键性哲学命题都是由张载给出了系统的理论证明。通过对张载哲学体系的始基,即其必须解决的主要理论难题及相应的逻辑出发点的考量,可以事半功倍、提纲挈领地掌握宋代理学的哲学主干命题,并能真切体会到宋代理学开创者的真实心路历程,从而加深对理学发展史的理解。     

章太炎新法家思想的得与失

章太炎在尊荀的基础上赋予了“法”以下新内容:一是突出“法”的独立性,使其具有现代性;二是突出“习”对“法”的决定作用,区别荀子的“法”对“礼”的依附;三是强调“重生命”、“抑官伸民”等系中国现代法律的核心内容.这些均对当下中国现代法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是,如何处理法律在中国的独立与避免形成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从而不破坏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习为法本”是否还要深究“什么习俗为法本”的问题？“抑官伸民”重要还是“官与民”的内在结构改变更重要？这些问题的未决构成了章太炎新法家思想的内在局限.     

张照与徐用锡交游考

张照与徐用锡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同年进士,又以诗文书法名于当时。张照与徐用锡为官期间受朝廷之命共同编纂书籍,而各自曲折的为官际遇又在他们诗文唱和中多有体现。作为书家,张照与徐用锡在书法上亦有交往,这种交往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官员公务之外的生活。     

分界与会通：张东荪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张东荪看来,科学与哲学在对象界域、“真”的标准、研究“进路”、治学“态度”、性质、功用以及地位上都迥乎不同,两者既界限分明又相互会通,在相互区别而又密切相关之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共同进步。张东荪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精辟见解,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也为我们正确处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科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