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格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向

文化与人格运动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关注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格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文章以论述“文化与人格”研究兴衰、复苏的历史为起点,重点分析了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向。作者认为,大五人格是连接文化与人格的概念框架,但对大五人格以及人格测量方法展开进一步探讨,用宽阔的理论来整合实证研究,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向。     

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结合:玛格丽特·米德之文化决定论综述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是20世纪著名人类学家,以对青春期、性和社会化等问题的研究而著名。她以人性、人格和文化变迁为主题,无论是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研究、对马努斯儿童的成长和教育的观察、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关系的探查,还是对代沟问题的研究,都充分证实了文化多样性对人格和心理塑造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表明先前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模式的描述与阐释并不具有全人类绝对普遍的意义。米德的文化决定论强调文化对人格的决定作用,她的一系列"证伪实验"有力地否定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并使20世纪前期颇为流行的生物决定论遭遇严重打击,为博厄斯学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理论。米德的文化决定论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西跨文化研究五十年

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人类对文化多元化的研究和探讨蓬勃发展。作者通过对中国跨文化研究５０ 年来历程的回顾，认为跨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间对话和沟通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 必将在２１ 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这世纪末的深处， 展望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 系统整理已然逝去的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 探讨其存在的问题， 把握其跳动的脉搏，显然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项十分必要而极有意义的工作     

西方电视研究的理论进路

西方电视研究几乎与电视业的诞生同步开始,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实践层、制度层和理论层。其中成果数量最多、最重要的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以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的变迁为划分依据,西方电视理论层面的研究迄今已走过三个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验学派的功能分析阶段;二是20世纪70～80年代欧洲批判学派的文化研究阶段;三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全球化阶段。本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西方电视研究开始进入一个转型期,在全球化理论与现实的推动下,电视研究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层面。     

关于全球性与民族性关系的文化解读

全球化已成为跨越 2 1世纪不可回避的现实。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这个话题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解释 ,与早期社会学“现代性”阐释是我们理解全球化进程的两个不同视角 ,它提供了探讨全球性与民族性关系特定的分析框架。全球性最大的特征是开放性 ,其引起的最广泛的社会过程就是文化互动。文化互动的多重功能 ,反映出全球性与民族性互动中正功能、负功能并存的性质。在全球化时代 ,民族人格因素再次被反观、被在全球化中提升 ,跨文化素养、跨文化人格是当今民族人格的一个侧面和延伸 ;同时民族人格又体现出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追求。全球化已完全改变了当代中国人对日常生活的理解 ,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个人的自我认同紧密相关。对个人来说 ,对民族化人格的认同也意味着重建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平衡。     

跨文化交际与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培养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深入,各种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越来越频繁,跨文化交际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笔者在对跨文化交际的概念进行总结、整理、归纳的基础上,剖析了跨文化交际与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了跨文化交际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以期能对当前的旅游英语专业教学以及旅游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力。     

从文化视角对成就动机内涵的思考

成就动机的内涵具有文化的差异性: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证实成就动机是多维度的心理结构,不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中国文化中的成就动机内涵有别于西方,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取向的,与家庭、国家、社会的集体目标密切相关。成就动机的本土化研究应遵循:理论预设将成就动机理解为一种基于关系的社会性动机;研究方法不能脱离文化环境而直接使用西方的测量工具,而应深入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系统的实践研究。     

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和谐理念

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和谐理念并不是围绕一个单一的命题展开的,而是由其三个层面的问题架构的三个维度发散出去,即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文化心理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文化适应与融合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我们可以由此探讨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的多种内涵及其价值,探寻推行和谐理念的特定路径。     

价值观研究与文化社会学的再思考

自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将价值观及其制度化作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以来,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研究路径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但是,随着经验研究和相关理论,尤其是文化社会学理论的挑战,这种将价值观视为"潜在变量"、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研究路径受到质疑。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不是通过决定行动者的目的,而是通过限制行动者构建行动策略的文化资源来影响行动。从这种视角来看,文化不是内在协调的无缝之网,而是碎片化和情景性的。价值观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价值观社会化的过程,也不是行动者对价值观的持有程度,而是行动者可得的文化资源及其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价值观研究应尝试回答:为什么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下形成某种而非其他价值观?哪些社会结构或环境因素影响了价值观的形成?价值观与价值观之间冲突、融合、消亡的逻辑是什么?文化社会学发展的"工具箱"或"模式库"理论为价值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也为联结微观层面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提供了理论思路。     

一本值得领导干部一读的好书--评祁茗田著《政治家的素质》

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人的现代化。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一趋势下,人的素质问题又成了思想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人的素质问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并具有多重视角的话题,它不仅可以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去把握,而且应该就传统民族道德精神来塑造。广义地讲,前者从普遍性的层面论人的现代性,后者则就特殊性的视角谈社会历史对某类人格的造就。所以,研究和讨论人的素质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分析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按照一定的价值观来塑造和培养理想人格的实践问题,即所谓的“成人之道”。祁茗田同志有鉴于此,凭借他多年教育实践…     

政治霸权的逻辑及其普遍性的困境——简析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普遍性与本质主义之争

21世纪初,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巴特勒、齐泽克与拉克劳三人围绕着"霸权逻辑与现代康德主义"的争论把近代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推到了现代哲学的前沿,并成为现代政治哲学难以规避的棘手问题。他们之间所展开的对话和争论折射了现代政治运作中所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张力。巴特勒和齐泽克认为,拉克劳有关霸权逻辑的"空能指"概念无非是康德主义的先天形式加经验内容的现代变种。拉克劳对此给予坚决的回击,并认为其政治霸权概念是一种具体的抽象,而非政治哲学中的康德主义的二元论。相反,巴特勒思想中还残存着诸多黑格尔的本质主义的成分,其"文化翻译"和"述行"等概念不但与其政治霸权的概念不冲突,反而更说明了其霸权逻辑的普遍性和有效性。西方左派的这一争论将有助于深化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探讨。     

文化风险的多维透视

人类文化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暗礁"、"逆流"对其的限制、否定和破坏,会造成文化的停滞不前乃至倒退。这就是文化风险。本文试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间的关系和文化内部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多重维度,透视文化风险这个多面体,并尝试给出降低或转移风险的新机制。     

曹南冥诗歌艺术的美学价值——兼论敬义为本的人格精神

曹南冥诗歌艺术的悲剧美学价值与其思想核心"敬义"存在渊源关系.研究"敬义"思想对塑造培养高尚人格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由此也可以窥视16世纪到17世纪韩国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相通性.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创新

多元化社会带来了多种文化的接触与冲突。依据巴克金的"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理论,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文化要进行创造性的理解,通过加强接触和对话,不断调整和充实原有文化,以文化创新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     

从“人格三因素论”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格

对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角度,其中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本文试以“人格三因素论”为参考构架,对这个问题作一点初步考察。一、讨论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应分清的概念讨论文化与人格的关系,首先应分清的概念就是文化的概念。文化有多种定义,笔者采用这样一种说法,即把文化分为“狭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化”。与此相应,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也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考察。所谓“狭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生哲学、伦理学等构成     

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范式

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研究依赖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试图发现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条。这一领域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规范性和目的论性的理论范式：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个人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而这一文化变迁增强了民众关注、参与政治的主观动机,推动了政治的发展变化。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呈现出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学中的以美国和西欧政治制度为标准的“自由民主”规范同构的背景下,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最终发展成为比较民主化研究的一部分。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突破这样的规范性设置。     

演化经济学在制度分析中的新进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逐渐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化、制度演化的自组织过程和制度与默会知识的协调和利用等方面,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研究思路.然而,在统一制度演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层面展开对制度演化的层级分析,将成为今后研究的趋势.     

症候与生产: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笔谈)

●主持人话语:关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自从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义以后,似乎已成定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东西",而后者则用"成熟性"、"广涵性"、"普遍性"等特性来界定文学经典。他们都是依据文学本身的特质来确认文学经典,而未曾考虑过还能有别的衡量标准。这一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却被彻底打破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发现,在谁能入典、谁不能入典的问题上体现着     

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剖析——以《菊与刀》与《家元》为例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是日本国民性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但以她为代表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却因研究工具的局限性,导致这方面的研究式微。许烺光提出"许氏假说"、"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以及诸多相关的工具、概念,突破既有的瓶颈,以"心理人类学"取代了"文化"与"人格"研究,将人类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家元》是使用这套方法研究日本的成果,其视角与《菊与刀》具有承接关系。     

日韩建交后的“慰安妇问题”:政府、民意与美国因素

日韩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慰安妇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成为两国政府不得不正面处理和应对的棘手课题。日韩两国在处理"慰安妇问题"上龃龉不断,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朴槿惠上台执政后,通过美国的居间斡旋,两国迅速就"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且不可逆"协议。该协议充分体现了日美韩在政治层面和战略层面的不同考量,但缺乏深厚的民意基础。随着朴槿惠总统下台,协议在韩国成为众矢之的。日韩"慰安妇问题"并未因这一协议的签署而被彻底解决,今后仍可能成为影响日韩关系顺利发展的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