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的发展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不少文人因避乱或漫游而来浙东,寓居浙东的文人也很多,宦游浙东的文人中,也有不少在任所之外漫游。中唐前期50年间浙东诗人总数几乎与初盛唐138年相当,留下浙东诗的总数,则超过初盛唐138年的总和。写有浙东诗的诗人中,曾游浙东占绝大多数,也远远超过初盛唐。究其原因,与地理位置和山水以及经济发展和交通有关。但是更吸引文人的,则是浙东自东晋以来形成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名士文化氛围。同样的刚刚经历战乱,同样的避乱南奔和文化南移,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形成新的名士文化,吸引大量文人来游。     

佛寺与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伴随两晋六朝佛寺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事件直接发生在浙东佛寺,或与此地佛寺有关,由之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浙东建寺不久,文人就经常到佛寺活动。在唐代,不论宦游、漫游、流寓,还是本土长期寓居,浙东诗路上,文人与佛寺结缘更为普遍,并成为习尚,佛寺成了文人经常活动的场所。文人游寺、寓寺,感受寺院自然与文化氛围,一些群体性文学活动发生于此,一些诗僧亦于此过着独特的寺院生活。佛寺文化因而融入浙东诗路,影响诗路文学与诗路文化。     

从宋濂、刘基的早期诗文看其由元入明前后的心态

贯穿宋濂、刘基二人前半生的,是为实行自我价值的摸索追求。不管是宋濂的待时而动还是刘基的动而后知进退,都是在这一心理需求的作用下进行的。也正是这种心理需求,导致他们完成了从文人到文臣、政治家的根本性转变。在人生选择方面,他们共同代表了一部分元末明初汉族文人在新时代变革面前的不同趋向,心理上也展示了元末文人群体大裂变的不同后果。     

全国刘基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刘基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具“王佐”之才,有“帝师”之誉,堪称“一代人豪”。他知识渊博,琴棋书画、天文地理无不精通,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著述。刘基是浙江古代文化名人。为了更好地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弘扬刘基文化,促进其家乡浙南旅游经济开发,由丽水师范专科学校、青田县刘基文化研究会、文成县刘基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刘基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暨浙南旅游经济开发战略研讨会”,于2002年4月6日至8日分三个阶段在刘基     

鲁迅与浙东典籍文化

浙江自古以钱塘江为界划为东、西。春秋战国之时,浙西属吴地,浙东则为越国;唐代置浙江西道、东道,宋代改称浙江西路、东路;据清代乾隆元年刊刻进呈的《浙江通志》记载: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东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     

元末明初吴、越诗派论略

元末明初战乱纷呈,以高启为首的吴诗派与以刘基为首的越诗派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诗学特征.吴中文人因受理学影响少,追求自适、自娱的生活方式,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快然自足个性色彩;越诗派身处理学之乡的浙东,主张以诗议政,作品中有着浓厚的济世情怀.朱明政权建立之后,面对朱元璋的猜忌、文字狱及僚臣的争斗,越诗派渐趋远离政治,诗作转以嗟叹衰老、岁月流逝为主.     

刘基的悲剧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

刘基是元末明初重要的诗文和寓言作家,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然而其一生却是悲剧,刘基无法与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游民出身的朱元璋磨合在一起。这与刘基的教养、能力、才情和既往的经历都有关系。朱元璋以他才略和特殊的机遇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建立大明。然而正如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所说,朱元璋是个“圣贤盗贼兼而有之”的开国之君,他的雄猜刻忌和独断独行的性格大大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而且他的残忍好杀在示范作用影响了后世明朝历代皇帝。     

近二十多年来大陆刘基研究综述

刘基是元末明初的著名人物,他的经历留给了后人更多的思考.他在辅助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历史活动中发挥了智囊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刘基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对其进行梳理,有助于刘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浙东学术的地域文化渊源及其文化精神

浙东学术文化的形成、发展、传承是植根于浙东地域文化基础之上的。古越文化中那种自强不息、励志图强的人文精神是浙东学术文化经世务实精神的根基;从与湖湘文化的比较中可见浙东学术文化更具有注重经济民生的精神;从与岭南文化的比较中也能见浙东学术文化在追求思想“自得”中的特点和局限。明清以来浙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使浙东学术的“经世务实”精神渗透着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诉求。     

论刘基的遗民心态

作为明朝开国元勋,刘基虽然是元朝进士出身,对元室也曾有“孤臣孽子之忠”(钱穆语),但要把他与遗民联系起来,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所以,自钱谦益提出刘基遗民心态之说几百年来,鲜少有“接招”者。笔者精研细读刘基文集,兼考时代风气,认为刘基身上确实存在一种别样的很复杂微妙的遗民心态,值得深入讨论。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说炜烨而谲诳”——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文体形式——说,其文体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具有形象性、传奇性和虚构性等特点。它是中国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把说定为一种文体,并用炜烨与谲诳来概括它。所谓炜烨,即生动性和形象性;谲诳,即传奇性和虚构性。陆机对这些特征的肯定,正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意识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有密切关联。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正统儒家的义贞和忠信为法斧,对陆机的命题进行了歪曲的否定。刘勰对陆机的这一粗暴悖理的批评,反映了他正统的儒家意识以及否定小说创作的保守的文学立场。事实上,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文心雕龙》也并非绝对完满、完全公正的超越性体系,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和谬误。     

刘基与谶纬术数关系平议

与谶纬术数的关系,是理解与评价刘基的一个重要因素。迄来论者,或为之撇清,或妄加傅会,而所引证的材料,多为不可信不可用的传闻之词。本文通过考察一批新发现的可信可用材料,认为刘基以儒家正道为体,对于谶纬术数,抱持一种可信之、可习之、可用之,然亦可弃之的活泛态度。这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与评价刘基,对于牵涉谶纬术数的其他文学史上人物的理解与评价,也颇资启迪。     

论刘歆与章学诚

章学诚在刘歆《七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基础上,指出三代之学的特点是官师治教合一,六艺之学亦出于王官,切于世用。这与后世儒者专奉六艺以为经、由名物训诂以求道是对立的。章学诚对繁琐学风的抨击远承自刘歆,学主于用是两者学术思想的共同基质,但刘歆本于通经致用,而章学诚则是承自浙东学派一系的事功主义精神。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西晋文学三题——兼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商榷

本文讨论西晋文学的三个问题:一,西晋文学以"绮靡"为主潮,但也曾有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左思、刘琨对愤懑和灾难的抒写。二,不能简单地从西晋短暂安定繁荣的社会中去寻找"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西晋"清议"的颓弛、玄学思潮的兴起和士人卑俗的人生旨趣等方面更重要。三,西晋文学大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华美特征,同时遗落、摒弃了前代文学中"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偏执地走向重精致、细腻、工巧等文学形式美的西晋式的华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本文所论有与这种看法进行商榷的意思。     

北宋初年的行卷风尚和古文复兴

北宋初期的文坛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华靡风气。这种文风也影响到以文词取仕的科举考试的评判要求,致使大量追求平易风格、提倡儒家之道的优秀作家被排除在仕途之外。流行于当时的行卷风气,反其道而行之,使一些力图改革文风的士子和显人联系起来,既为士子拓展了成功的道路,又为显人扩大了社会的影响。这种风气对振兴宋初衰败的文坛,提携文学的新人,复兴并弘扬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精神,起到了间接的积极推动作用。     

论钟评《刘文成公全集》

刘基诗文集版本较多,情况复杂,虽有人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但钟惺所评辑《刘文成公全集》一书,研究者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①。钟、刘之文在思想情趣及表现形式上迥异,但钟惺在评点《刘文成公全集》时,不置一贬语、极端推崇刘基之文。通过对《刘文成公全集》一书评点内容与钟惺文论主张、思想观点之比较,同时对坊间托名钟惺情况之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题名钟惺评辑《刘文成公全集》一书,其评点者并非钟惺。     

对王实甫《西厢记》艺术体制的重新认识——兼论《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

天下夺魁的王实甫《西厢记》虽然名为杂剧,但几乎囊括元杂剧代表作品的《元曲选》及元明两代诸多杂剧选集皆不予收入,而明末毛晋编选的传奇选集《六十种曲》却收入此剧。这有必要重新认识《西厢记》的艺术体制。王实甫《西厢记》在创作时其体例当受到南戏(传奇)影响,在角色、人物演唱及结构等体例上,已呈现传奇化特征。但由于其仍用北曲演唱及具有题目正名,元人仍视其为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自成一体,收录王氏《西厢记》,应不是作为元杂剧的代表,而视之为与传奇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是传奇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编选体例自成一体。     

现实主义的精髓——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倾向观比较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同发展时期的代表作家,陈忠实和柳青的创作在对作品倾向性的理解和表现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柳青尊奉紧密配合现实政治的倾向观,重视对作品思想性直接、鲜明的表现;陈忠实则没有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现作品的倾向性,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和客观描写,渗透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和现实矛盾的独特思考,使作品的倾向性得到了自然的呈现,从而体现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