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遗产阐释与记忆重塑——以中国蚩尤叙事的意义转换为例

蚩尤在中国远古神话里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山海经》开始,其叙事模式几经变化。《史记》塑造的“乱神”与“战神”双重形象,延续千年。清末至民国,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进入,蚩尤成为统合以“苗”为主体的边胞人群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蚩尤不仅是苗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且与黄帝、炎帝构成中华“三祖”,成为新时期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标示。但在各种力量驱动下,它也同时成为可资利用的文化品牌,引起争夺。在此过程中,作为“遗产”的蚩尤经历了多重阐释,也数次重塑了集体记忆。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原生态”文化的制造：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

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依借原有山神信仰等文化资源，逐步成为独特的文化表相，阳坡人早已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精心维护着仪式过程和祭拜诉求。从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历程可以看到时下被视为“原生态”的文化是如何被前人制造的，也进而可知：一些“原生态”文化或“传统”只不过是前人在特定场域下制造并用来借以宣示自己在区域社会中的阶序而已，隐匿其后的社会本相是人群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海塞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论

海塞是瑞士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一、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批判现实主义。二、沉思冥想的内省现实主义批判。三、双重人格冲突的批判现实主义。     

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

大射礼是秦汉之前规格最高的古代射礼,以择士为目的、以容体仪节合于礼乐为标准、以太学为举行场所是其基本特征。秦汉以后,大射礼的这些特征渐为消亡,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属性。在对历代大射礼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还原了秦汉之后大射礼属性嬗变的历史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大射礼在秦汉之后与宾射、燕射逐渐融合,虽有“大射”之名,但其本质属性已消失殆尽,更多地呈现出尙武或欢娱的特征。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先秦献捷礼考

先秦献捷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礼,特指诸侯国对蛮夷戎狄用兵胜利后向周天子告捷的庆祝活动,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不行献捷礼。春秋时期,诸侯国向周天子的献捷礼明显减少,同时出现了诸侯国相互献捷的新现象。献捷礼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强,周夷矛盾渐趋缓和,而周人内部矛盾日渐尖锐的社会事实。     

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

由巴蜀古史和古蜀族群的相关神话,可以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直目人面像是人类对远古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记忆,是神话、历史和宗教的混合物,既是对烛龙神话和蜀王传说的历史记忆,也是原始图腾和宗教祭祀的遗沉,融合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多重文化内涵,在以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为主旨的同时,又保留了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某些原始意味,展示了人类从自然崇拜向拟人形态的社会神崇拜过渡的中间形态所应有的特点。     

白族本主祭祀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民间信仰。本主祭礼仪式是白族本主崇拜中最活跃并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是白族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文化人类学中有重要研究价值。探讨本主祭礼仪式的象征体系,对准确理解本主崇拜的宗教意义,全面了解白族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视觉和仪式：民族运动会上的服饰叙事

民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基本属性是一场表演,是一场以民族为主题的表演.少数民族服饰作为最具表征性的民族文化符号之一,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被选择和改写,一方面是基于舞台服饰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也通过服饰进行了民族叙事,实现了民族想象、建构仪式和融合民族的多重意义.     

白石祭·西山村·羌文化

在中国西南地区把白石作为神灵象征的不止是羌族,但川西北羌族的白石崇拜习俗无疑最有代表性。理县西山村的白石祭由来已久并在岷江上游羌区颇有知名度,是研究羌族白石信仰不可忽视的重要个案。当地的白石传说及信仰有"在地性"特点,其中凝结着非我莫属的祖先崇拜意识和族群历史记忆。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目前西山村挖掘本地传统并向外来游客展演的白石祭具有明显的文化整合特点,这种整合体现在三方面:从主体看,是官方与民间的整合;从结构看,是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从功能看,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整合。     

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而现代生活中的各类庆典提供了考察其实在性的经验领域。庆典与社会认同有关,而集体记忆是连接两者的中间力量。庆典和集体记忆紧密相关：通过凸显文化符号、与历史的勾连能力以及对当前现实的诠释,庆典既可以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和社会认同紧密相关,通过制造共识和辐射话语力量,集体记忆能有力地推进社会认同。     

穿越时光的生命仪式——解读《逝川》的神话哲学意蕴

迟子建的短篇小说《逝川》当中捕“泪鱼”的仪式有着丰富深刻的意蕴，对于仪式的解读是把握作品精神内涵的关键。这一仪式传达着作家的悲悯情怀和生命关照，以神性照亮生活，为作品构建了奇异唯美而又充满温情的诗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