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商税考

从两汉到隋唐,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时期,偏居江南的六朝,在这一时期对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作为一个时期社会商业活动状况的晴雨表的商税,在六朝有着明显的反映。因此,考察六朝商税的征收税目及征税状况,对于分析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清代商税制度刍议

清代商税制度是清代极为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商税制度的发展和继续,其中也包含着从封建性商税过渡到近代税课的最初形式。有清一代跨越了封建社会晚期及近代社会前半期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商税制度也经历了复杂而又剧烈的变化。在清代前期(顺治元年至雍正十三年,即1644——1723年)及中期(雍正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年,即1723——1840年),商税的基本形式是杂税和榷关税。在清代后期(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即1840——1911年),除杂税与榷关税之外,又出现了厘金与新海关税。前者是封建商税的恶性膨胀,是中国封建商税中最新也是最后的形式;后者则是具备了保护性关税外壳的     

金代商税制度考略

商税是金代重要的国家财政来源,其种类主要有盐课、酒课、榷场税、金银坑冶税等。金朝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为每个税种制定了不同的税率、税额,同时,还针对征税机构和人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将税收定额与官员职务的升降紧密联系起来,以此促进税收总量的增长。金代的税收制度既受辽、宋旧制的影响,又有自身的创造,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明代商税思想初探

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也是传统思想与反传统思想交汇碰撞的时期。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发育、商人资本实力等方面,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商税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在当时的经济思想领域中,丘浚、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征商纳税提出了一些较前代更为详细、丰富和具体的看法。总的来说,明代对商税的讨论主要围绕当时商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如重复征税、私征严重、漏税频繁等展开,对开征商税的合理性、征税方式与商人管理、海关税收等方面也有论及。     

铁钱与北宋商税统计

宋代全国各地商税统计的帐籍,是世界商业史和城镇经济史上罕见的珍贵资料。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就宋代商税统计——特别是《宋会要》、《文献通考》有关十一世纪许多地区的商税统计,展开了认真的研究。日本加藤繁先生和我国杨德泉、左健先生的专论,尤其引人注目。     

宋代广州商税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宋代广州城的商税在本州、本路以至全国均占有突出地位.广州是北宋中期全国商税增长较快、人均商税分摊额较高的路级官员主要办公地.广州商税的增长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皆有关联.海外贸易以及酒类等商品的运销是商税的主要来源,而政府财政需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商税定额,则引导商税征收额超越经济增长,大幅度攀高.后者是一把双刃剑,具有诱导和迫使征税者为完成任务而背弃法律法规的负面作用.     

湖北军政府商税政策前后的演变

一武昌起义爆发后迅速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2日发布文告,猛烈抨击清王朝腐败的赋税政策:“清廷昔创一条鞭法,谓以后永不加赋,乃未几而厘金之制起,杂税之制兴。近更变本加厉,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使吾民死于囹圄,葬于沟壑者,盖不知几千万”。15日,由政务部提     

类推论辩中的非逻辑因素影响

类推论辩是人际沟通中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在类推论辩中 ,类比思维的可信与贴切 ,不但要受到正确逻辑方法的制约 ,而且还受到一定的心理因素、伦理因素、文化因素、语境因素等非逻辑因素的制约。     

明代湖北的鱼贡鱼课与渔业

一、渔业与鱼贡明代江汉地区淡水捕捞之盛,在一些描写地方风情的诗词中多有记述。丰富的鱼类产品不仅供捕捞者以及当地食用,而且以所余贸易四方,成为重要的商品种类之一。鄂东蕲水,“邑西南一带,居民近江湖,得水族之性,故多善渔。而取鱼之具为网、为署、为钓、为罩、为箔之类不一。其用为鲜、为鲜、为眼、为腌鱼、为干鱼,滨江之民取焉,邑及乡人贩而贸焉,资其利以给衣食者,盖十元一二矣”①。在汉江平原的中心地带,水产捕捞业因河湖众多、水面积广大而更为发达。嘉靖《沔阳州志·艺文》载童承叙《与余方伯论鱼牙书》云：“沔沮洳…     

《文心雕龙·辩骚》辩

《辨骚》篇是《文心雕龙》一书中的重要篇章之一,在《文心》一书中所占的地位,即归属问题——归属于“文之枢纽”的总论还是归属于文体论——本来是很清楚的,刘勰曾在《序志》篇明确指出: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是至今在评论界尚未有一致的意见。近年来,又提出了《辨骚》何以辨、辨什么的问题。本文主要试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文心雕龙》一书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理论专著,它建立了自己极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可谓体大思精之作。全书五十篇自成四个单元,各有其中心,而又丝丝入扣。《原道》至《辨骚》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明诗》至《书记》“乃论文叙笔”,是文体论;《神思》至《程器》“剖情析采”,是创作论和批评论,《序志》是全书的总结。《辨骚》一篇在全书处于“文之枢纽”的关键地位,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相并列,构成全书的纲领,可见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歌创作看得是何等的重要。《辨骚》篇也的的确确洋溢着刘勰对屈原,对以《离骚》为标志的骚体诗歌的无限赞美和高度评价。     

公共利益辩

公益概念的存在在于公共利益总是与一个社群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社会价值密切相关,公共利益的法律功能在于立法价值的宣示性和权利(权力)范围的界定性。在价值多元化时代,惟有通过正当程序来确定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是正义的,公共利益的需要最终必须也只能通过个体权利去获得界定和评估。     

难辩亦辩:文学与道德

关于学术研究,还是那些学术价值高、社会意义大、现实意义强的课题才值得下大力气去做。当然,这样的课题往往难度大些。文学与道德就是比较难以探讨的学术点。什么样的文学是道德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与道德相左的?这类问题可谓是非常难辩的。但是,难辩亦辩。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     

为郭松龄辩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每遇困难,常自感叹：“有茂宸在,哪用我犯这份难。”①１９８１年“九一八”事变５０周年之际,将军在台北与齐士英谈到：“若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②将军回首往事,扼腕长叹：“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③１９９０年８月,将军在台北首次公开接受日本ＮＨＫ采访组专访时也几次提到郭松龄。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眷念至深。然而,郭松龄并未引起史学家们的足够注意,偶尔提及,仍有“郭鬼子”。“叛乱”、“军阀混战”等等说法。笔者常为…     

玺印起源辩

对玺印起源研究既要有文献依据,又要有实物证据,从器物的使用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角度判断其属性.从文献、实物以及文字的角度,可得出玺印起源于春秋的结论.     

大学非英语专业开设英语口语课初探

着重论述了为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英语口语课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优势 ,并提出了在口语课开设时间上的一些设想     

庄子的“辩”、“无辩”与“不辩”

有学者认为,庄子反对辩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庄子提出,众人之辩是没有"公是"之辩,这不是真正的辩论;有"公是"之辩由于是非历然分明,故"无辩"。由于知识和语言的有限性,故有"不辩"之处,辩论存在困境。辩论困境的解决之道在于"是不是,然不然"。庄子对辩论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和界定,这与西方大哲柏拉图有相通之处。     

为李继迁辩

宋太平兴国、咸平年间,在我国西北地区夏州、银州等地,曾经爆发过党项族首领李继迁领导的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在斗争中,继迁把党项族各部落逐步联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推翻了宋朝在夏、银、灵等州推行民族压迫的统治,为后来建立以党项族为主的西夏王朝奠定了基础。继迁死后,西夏王国追认他为太祖。他是西夏王朝的奠基人,无愧是我国历史上党项族的英雄人物。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杨国荣义利之辩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老问题。孔子而下，不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对义利关系作了种种辩析。作为儒学的传人，理学家同样将义利之辩视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程额曾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集》第１２０页）由此不难看出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