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五种

陈仁锡选评《古文奇赏.屈子》、闵齐伋校刊《楚辞》、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沈云翔辑评《楚辞集注评林》等,是明代中后期刊行的重要的《楚辞》评点本。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发现:诸本评点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明代名家评点被逐渐增入,与之相适应,之前《楚辞》评点中"注"的成分被逐渐消解,文学品评的色彩逐渐增强;各本与之前诸评点本间,呈现出因袭与变异两种趋势,而后者则有助于《楚辞》文学评点的成立。     

明人《文心雕龙》评点研究

明代是评点文学的全盛时期,评点成为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这样的风尚也反映在龙学研究上。明人以创作实践为出发点,结合当时的文学思潮和自身创作经验以评点的形式对《文心雕龙》展开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文心雕龙》的评点者多为文学大家,他们多从细节入手来揭示刘勰的为文用心、阐发全书结构特点、指摘警句、评论行文风格,表现了对文本的主观感受和理性思索。明人对《文心雕龙》的评点虽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但却代表了明代龙研究的重要成果,并开阔了后学者的思路,成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以“法”解《庄》：林云铭《庄子》散文评点

林云铭的《庄子因》是清代《庄子》散文评点的一部典范之作,在《庄子》散文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较成功地运用了文学批评界流行的"法"的观念来解读《庄子》,不仅总结出了《庄子》中的诸多修辞技艺,梳理出了《庄子》的复杂文脉,提出了《庄子》是"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序之文",而且发现了《庄子》"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的文学特征。"以法解庄"背后渗透着林云铭悲天悯人的道家情怀,是士人心态的一个时代缩影。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三种

评点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明代是评点发展中的勃兴与繁盛时期,而明代天启以后则是明代《楚辞》评点的繁盛期。通过叙论表明,这一时期的张凤翼《楚辞合纂》、潘三槐注《屈子》和黄廷鹄评注《诗冶》之《楚辞》,体现了明代天启以后《楚辞》评点多元化的色彩,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文本价值,而且也反映了其时《楚辞》评点著作相互影响的大致情况。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考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主要有《楚辞》旧注本与新注本两类。具体来看,则又有旧注增益本、旧注删节本、旧注融合本与新旧融合本之别。这种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主要归因于当时时代背景、学术风尚的影响,以及刊刻者价值观念、崇尚喜好的定位等。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与评点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不同的阅读需求。     

试论《四书评》中的《论语》评点

《四书评》是一部重要的经书评点著作,其中《论语》评点充分体现了评点者的评点特色。评点者对孔子推崇备至,但绝不迷信孔子,有时甚至调侃孔子。评点者在评点《论语》时十分关照现实生活,以古思今,托经言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评点者对于《论语》的章法结构和人物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体现了评点者的文学审美趣味。     

陆化熙《诗通》研究

明代对《诗经》所作文学性研究值得瞩目,其中陆化熙所作《诗通》是明代中后期的代表之一。陆化熙旨在＂发挥其意旨＂、致力＂寻味于词气之间＂,通过词气文字来对《诗经》进行文学性解读,具有个人特色,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发展的特征。     

文情·文事·文法:毛声山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三维理论建构

清初毛声山批点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是明代以还《琵琶记》评点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毛声山从文情、文事、文法三维角度建构起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戏曲评点理论体系:"文情"的多层次性揭示了评点中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文事"探讨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原则把握问题,"文法"是毛声山艺术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今天建设民族特色戏曲理论提供经典借鉴。     

《庄子》与中国荒诞剧

《庄子》以其关注现实人生的荒诞体验而成为中国荒诞剧鼻祖,它所倡导的荒诞精神与后来西方荒诞派戏剧不谋而合.文章通过对"庄周梦蝴蝶"、"浑沌凿七窍而死"等经典文学案例的剖析,挖掘出《庄子》独辟蹊径的荒诞美学思想,对人类荒诞生存境况的思考,更证明了"荒诞"是全人类共同精神体验的产物.从《庄子》开始,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荒诞概念得以建立,荒诞美学得以形成,并对后世文学特别是中国荒诞剧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庄子“真人”考辨

庄子《大宗师》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通过《庄子》全书的比读,可知真人是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材料来源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狂人庄子对庸俗庄子的颠覆——鲁迅《起死》对庄子精神的批判与继承

鲁迅小说《起死》将庄子分为两半：一个是庸俗庄子,一个是狂人庄子。鲁迅批判庸俗庄子而继承了狂人庄子的精神。小说中道士庄子即是庸俗庄子的化身,汉子则是狂人庄子的隐喻。《起死》没有否定相对主义,只是否定了庸俗的相对主义。鲁迅以自己的视角对庄子进行了重新解释。     

庄子的“彼此是非”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吗

通行的观点认为，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彼此是非的问题，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的。这种观点将“彼此”理解为“那个认识主体、这个认识主体”，将“是非”理解为“正确、错误”。但这样来解释庄子有关的话语是不通的。实际上，庄子的这段话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说的：“彼此”是指“当下不存在的事物、当下存在的事物”，“是非”是指“存在、不存在”，这样来解释庄子的这段话，意思十分清楚：它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评价的那样是怀疑论和诡辩论，而是充满了辩证法。     

《文心雕龙》中“神思”范畴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以《文赋》为蓝本,集庄子、曹植、陆机和宗炳等人的文艺思想之大成,创造出一个深刻而完整的“神思”范畴。“神思”范畴阐述了艺术创作思维发展的全过程：创作主体以“虚静”的心理状态为起点,受外物感兴达到“神与物游”的思维状态并获得审美意象,最后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品。“虚静”、“神与物游”、“杼轴献功”等与思维相关的概念依次递进并相互统一于“神思”范畴中。     

论庄子笔下“形残神全”人物

庄子在《德充符》篇中以肢体残缺者作为主角,借寓言故事阐明这些人虽形体不全却受到众人的尊敬与钦佩的原因在于内在德全。作者通过对庄子笔下“形残神全”人物的分析,探讨庄子刻画这些人物形象的原因,发现庄子认为形残神全的人内在德全的观点与他在《养生主》中“缘督为经”、《人间世》中“无用为用”和《大宗师》中“安时处顺”等哲学观有着紧密联系,并对后世的中国美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吕氏家塾读诗记》宗毛倾向例说

吕祖谦说：“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因此，《吕氏家塾读诗记》绝大多数的解说与《诗序》意见一致。有个别地方对《郑笺》有所订正，实际上并不是反对《郑笺》，而是《郑笺》尚不完善之处，仍按照《诗序》、《毛传》的思路加以补足，使之更趋完善。     

从对逍遥义的阐释看支道林对向郭独化论的超越

逍遥义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对逍遥义的探讨风行不衰，向秀、郭象的独化义理尤为出众，而支道林，作为一名释者，引佛学入玄学，针对向郭理论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逍遥新义。他对向郭逍遥论的超越，和他的“即色是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澄怀味象——宗炳的本体论艺术直觉观

＂澄怀味象＂是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学、美学命题。＂澄怀＂是对老子＂涤除＂、庄子＂心斋＂与＂坐忘＂的审美心胸理论的继承,其涵义体现了宗炳对艺术直觉特征的确定;＂味象＂的涵义则体现出宗炳艺术直觉思想的本体论,从而揭示宗炳的艺术直觉思想在中国古代艺术直觉思想史上的地位。     

论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与庄子的性命之情

"澄明"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词语。在心物一体的神秘境界里,获得显现的世间一切是被世界化、澄明了的事物,而不是没有灵性的生硬之物。世间万物是在心物一体之境域中舒展着,在这一境域中天与人、心与物聚集为统一的空间,海德格尔将这境域称之为澄明。庄子的"性命之情"与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有着共通之处。庄子之性命之情,指的是人素朴真纯的自然本性和原初天性,是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融通会合的诗意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