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以经释经”:王夫之春秋学的解经特色——以许止弑君为例

王夫之诠释《春秋》主张据经文以求本义,不受三传所束缚,通过比较经文用辞异同来探求《春秋》大义。他诠释《春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打破了三传许止非实弑之说,力主经既书弑则必为弑,通过比较《春秋》记载弑君之辞的异同,认定许止为毒杀君父之贼。"以经释经"既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的产物,也是对宋儒疑经改经之风的一种反拨。     

王夫之王霸论浅析

王夫之上承孟子,尊王贱霸,认为王道即是行仁政,其不过是恻隐之心的扩充与推致;而霸者不过是假仁义之名行利欲、富强之私。因此人君要成就王道就必须推己及人,以德服人,而天下之大乱就是因为不能明辨王霸之优劣,并把王霸之别释为公私之异。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引入情,认为王道本乎人情,并从理、情、势三方面论证仁政必然能成就王业。他还认为孟子对具体如何成就王道,以及作为治道层面的王道,论述过于疏阔。在王夫之那里,王道不是一个完全向三代的回溯,而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态。     

儒家“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以后期水户学派为中心

日本水户学的"尊王攘夷"思想源于儒家典籍《春秋》。其中"尊王"的思想始于因"敬天"而畏"天命",转而尊隆承受天命的"受命之王",以至尊重"继体之王"即"今王";而"攘夷"的起点是对夷夏文明价值的高下判断,其目的是实现本文明的极限扩张,即"化及天下"。水户学与《春秋》的"尊王攘夷"除"王"的身份不同外,二者的思想结构并无本质区别。由"尊王"所导致的对议会政治和个人自由的压制,以及由"攘夷"所导致的对异民族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发展权利的扼杀,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中都曾凸显出来,这为儒学政治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再生成提供了镜鉴。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

一部春秋史,主要是强国争霸史。正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说:“故《春秋》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对霸政的研究可上溯到战国时代。孟子较早地把“霸政”理解为与“王道”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其后,荀子著有《王霸》篇,继续探讨王道与霸政的关系,得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的结论。从此,“王霸之分”成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命题。本文拟从天子、霸主、诸侯关系入手,对春秋霸政的一个侧面进行探讨。     

论管仲之“仁”

管仲是春秋中期著名的齐相,对管仲之"仁",学界大多认可其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但对其人格上的不为其主殉死、为仇敌之相、战场上逃败等方面却颇有微词。其实,这恰是管子之"仁"的过人之处。此外,管仲之"仁"还表现为对朋友的真诚爱护,对齐国的深沉热爱。     

王夫之仁学思想探析

王夫之的仁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仁与礼方面,他主张"仁礼互藏"、仁礼互为体用的思想框架,强调礼为人之所独有;在仁与义方面从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两个不同维度分疏仁义之同与仁义之别,凸显人之"思"对仁义之本体的认识作用;在仁与孝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并阐明了仁人之孝敬生身父母的意义;在仁与政道、治道方面强烈谴责打着"使人履仁而戴义"旗号却大行违德背道之事的"申韩之儒",并提出"君天下者,仁天下者"的光辉命题。这四个方面是王夫之"以人道率天道"的新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体现了王夫之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并暗含的近代性因素。     

清华简《系年》相关春秋霸政史三考——兼说《左传》“艳而富”

清华简《系年》的相关材料可补传统史学对郑庄小霸及齐桓晋文霸业的论述。郑国小霸局面始自郑武公,武公挟周众征东方诸侯,灭虢、郐,建霸权。文献所记"武公之略"是武公霸权所及而非郑境,郑庄小霸仅是武公霸权的遗绪。齐桓并无戍卫之举,而是在卫戴公卒后扶植亲己的卫公子继位。所扶植的卫文公并无英明才干,《左传》所记多有谀辞。晋国召戎人开发南境,戎人成为晋的一支生力军,《系年》记城濮之战晋方有群戎参加,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受儒家尊王攘夷观念影响以及为贤者讳的书法原则,《春秋》、《左传》对齐晋霸业的叙述进行改造,一定程度上失之于诬。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王夫之、朱熹《诗经》经文评论比较

王夫之与朱熹对《诗经》经文的评价常有异议,正是这些异议体现了王夫之诗教思想的主旨和独特之处。通过对二者经文评论的比较可知,王夫之诗教的主旨在挺立人道。对于《邶风·北门》和《小雅·北山》诗中的大夫,王夫之提出,大夫应该恪尽臣子之职,勤于国事;哀贫怨劳、并缘饰为文章的行为将导致人道之亡。对于《邶风·谷风》、《卫风·硕人》和《卫风·氓》诗中的妇人,王夫之提出,在夫妇人伦中,妇人有其应尽的位分,不能以应尽的位分为挟制之资,求丈夫的相容相合;即使见弃,也有敦笃性情的自处之道。对于《大雅·嵩高》和《大雅·烝民》称美的周宣王,王夫之指出,君王如果以利导臣,会将天下臣民引向趋利之习,习以为然,则天下人以利相接,沉湎于利货食色之中,如此,则人与禽兽相异之几希不保,天子率天下以失人道。     

王夫之公天下思想的道义论价值图景

王夫之公天下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的思想结晶,凸显出其"公天下之权""均天下之田""任天下之责"的价值主张。王夫之公天下思想是对"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天下大同"思想的赓续与创发,体现他对民主政治的呼唤、生民利益的注重及敢任天下之责的精神追求,具有明显的道义论价值特质。     

认可、批判与误解:王夫之的老子观

王夫之继承了朱熹"老氏之学最忍"、被用来欺诈对手的论断,并引申之。在其儒学注疏中,直接斥责老子为欺诈之小人。但是,在《老子衍》中又不得不尊重其文本,同情地理解老子。于是,其儒学注疏与《老子衍》中对老子的评价便出现了张力。我们认为,这种张力源于他的儒家道统偏见和他缺乏对老子思想深邃性的认识。老子是从天之包容无为的角度,要求统治者仁慈、利物而不争,以感化天下。王夫之却执着于儒家的教化和儒、道的区分,将老子斥为异端小人。王夫之的矛盾态度揭示出,王夫之以儒家的人类福利教化为视角,是不能出于老子之上、切中要害地批判老子的。     

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影响

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天下之言性也”章再释——兼与梁涛博士商榷

利用《性自命出》并不能解决"天下之言性也"章的难解问题,反而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缠绕。在"天下之言性也"章中,孟子对"故"字的使用前后一致;"故"自身义指的是"已往之事"、"既成事实"的根源、所以然,孟子在此章以"故"言"性",故本章所言之"性"也是"已往之事"、"既成事实"的根源、所以然。     

王夫之的中医学思想及其哲学意义

王夫之深研医理,精讨岐黄之说。而论医则无不与其哲学认识密切相关,诸如：论仓公与“火齐汤”;论《素问》二火之说;论五行的整体和谐之说,则为其中较为突出的几个问题,显示了王夫之广博的医学知识和独到的哲学见解。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思想

胡安国将理作为释经的主要原则,用“理一分殊”的理学的方法,来处理和解释《春秋》里纷繁复杂的行为和事件。通过礼理结合,理包含礼,胡安国极力发挥《春秋》中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胡安国的《春秋》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汉儒学转型期中的“尊王”与“王鲁”--兼及《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的两汉命运

作为中国经学特别是《春秋》学的两大命题，“尊王”与“王鲁”分别主要出现在《谷梁春秋》的经传与《公羊春秋》的经传汉注中。二者所蕴含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本质上决定了《春秋》二传在两汉的地位，甚至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穀梁传》华夷思想初探

华夷之辨是《春秋穀梁传》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穀梁传》的作者看来,华夷之辨首先源自于双方的自然差异,这一差异的扩大化则形成了"华夏为尊,夷狄为卑"的等级观念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穀梁传》巧妙地赋予"华"、"夷"概念以文化的内涵,并通过"贬夏为夷"和"进夷为夏"的双向流动,从根源上消解了华夷对立的基础,为华、夷在更广阔意义上的融合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