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和后现代辩证法

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辩证关系。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审美现代主义的继续 ,它继承了现代主义艺术对理性的质疑和批判立场 ,张扬个性、开放、矛盾、混乱和无意义 ,是对理性至上倾向的反拨 ,一次释放出现代性为获得自身解放而积蓄的潜能。透过这个辩证关系 ,可以发现 ,后现代的“冲动”本质上对个人和共同自决、理性和历史的重新思考 ,是一种“理性的自我超越     

"后现代哲学"对传统理性和主体的批判

"后现代哲学"已成为了当代十分流行的一个话题.对于它的语义在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中就已显现.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尼采等人的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体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理性是种霸权,主体根本就是形而上学的虚构和假设.后现代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态度、新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思维开拓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论先锋小说的"类后现代性"

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主要艺术特征就是在叙事过程中运用了后现代的艺术手法。然而,这种后现代手法却是通过借鉴与模仿而完成的,因此,其实质应当是一种文本上的“类后现代”叙事。从这一前提出发,本文主要的目的是要推导出后现代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阶段性以及阶段性特征。     

后现代——“反现代”的现代性

后现代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回应方式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就现代性问题的实质而言,它是人性之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失衡,表现为对理性的过分崇拜。后现代批判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走向非理性,其结果不但没有解决现代性问题,相反却使现代性的感觉主义发展到极致。后现代与现代性最终殊途同归,归于人类感官享受的满足。     

后现代科学的价值观

后现代是当今社会的流行话语,它是对现代理性的一种反思,无具体、本质的定义.而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的后现代科学同样也无标准的定义.它对现代科学进行了批判,但却不是肆意攻击.在价值观方面,现代科学的主流们主张价值中立,而后现代科学则继承了库恩以来的科学是有价值负载的观念,强调科学、科学家们应后现代     

后现代艺术及其审美意向初探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艺术继续并超越于现代艺术而兴起。它以多变和新导而引人注目。后现代主义追求纯粹客观性的美感个性,它更多 视线投向审美客体方面,追求“无感情”,“无个性”为内涵的所谓“极端客观性”;后现代艺术对生活的关注和远离生活的矛盾二重性;后现代艺术带东方特征的空无、无界限境界的审美意向;后现代艺术作品充分地估计、认识到了参观者的创造性,创作中引入观众的参与,或者每个参观者都成了作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后现代艺术关注人的因素,注重特定的历史文脉的表现。     

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兴起

近二十年来,“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在西方知识界可谓最时髦的用语之一。有所谓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化、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政治、后现代管理、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电视,甚至还有所谓后现代爱情等等。同样,在西方哲学界也出现了“后现代哲学”。那么,何谓后现代哲学呢?它与传统现代哲学有什么区别?这些即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西方小说模仿的后现代命运

后现代的模仿虚构，与现实主义的模仿自然和现代主义的模仿理想具有不同的主体参与方式、与现实的相关性、与现实的距离、真实性准则、虚构上成规则。后现代的故意（滑稽）模仿颠倒了传统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破坏了传统艺术真实。作为一种自我相关艺术，它不直接言及现实，基本上是远离现实的艺术。但它通过对虚构真实性的自我揭露和自我循环，重新提出虚构对现实的真实性关系问题。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批判

发端于康德的理性批判,经由新康德主义卡西尔等人的“扩大的认识论”成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把理性批判的对象扩大到“文化领域”,理性随之扩大为形式理性;“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解构策略”的揭示,使后现代与文化批判相遇。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践表明,后现代具有理性特征,即一种批判理性。     

后现代艺术的道德沦陷——后现代艺术现象批判

本文通过对后现代种种现象的评析,从五个方面重点分析后现代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从而提醒当今的艺术家要擦亮眼睛,辩明艺术的真伪。从道德观、艺术观、美学观来说,后现代艺术的否定传统、玷污人类文明的行为,决不是真正艺术发展的方向。     

刑罚政策合理性之研究

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基本依据。作为国家刑罚权的运用策略,刑罚政策的合理性既包括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也包括形式合理性。刑罚政策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刑罚观念的转变与刑罚制度的改革;其形式合理性则表现在刑罚政策过程即刑罚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的科学性。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重读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

当代的理性危机呼唤着对理性批判的理性态度。在康德所展开的理性批判中,人的问题是核心问题。通过理性的批判而实现对人的启蒙,正是康德哲学的中心命意。在理性批判中所敞开的人的主体性和有限性的价值理念,是康德哲学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理性地对待理性自身,在直面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确认人的主体性,领悟人的存在的意义,敞开真实的人本身,应当成为当代理性的自觉意识。在人仍然成为"问题"的当代,人的存在仍然需要理性的启蒙。     

价格波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

在一般均衡对价格分析中,个体理性得以充分肯定,无论是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还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从心理预期对均衡价格体系的失衡影响,到理性预期对价格体系均衡的动态恢复,个人理性代替了国家理性;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有限理性的制约,到行为经济学对人的非理性的认可,经济主体的理性对价格的影响不再是唯一的了。     

在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基础上重建新理性精神

对新理性精神的探索,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理性主义的观点,而是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对理性赋予新的含义。它力图证明,传统理性主义的基石虽然“坍塌”了,但理性依然屹立着,理性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根据。新理性主义便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基础上所理解的一种新理性。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论我国贫富分化中的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

我国贫富分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主体的经济理性作用,贫富分化加剧是因为部分经济主体的经济理性没有受到道德理性的制约以及某些政策、制度不合乎道德理性的要求。为了有效调控贫富差距,要发挥道德理性的价值调控作用,使分配趋于公平与合理。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关于实践合理性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践合理性的实质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实践合理性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所合乎的“理性”本身的合理性的追问、反思和评价。实践合理性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实现实践的合理化,即实践合理化的条件、原则和途径问题。实践合理性追求的现实意义是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发展困境寻找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