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制助推流域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河长制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为加强河流治理而探索出来的创新机制,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统筹负责、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合作的治水模式与流域治理现代化的理念相契合。随着河长制的全面覆盖,流域治理正从“九龙治水”的分立式格局向高度统一的整体性格局转变。但立足于现阶段的国情水情,河长制的推行仍面临着法律缺位、组织架构不合理、运行条件滞后及考评标准不明确等难点堵点。为了肩负起新发展阶段推动流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从立法健全、组织协同、运行保障和考核评价四个方面对河长制进行制度变革,激发河长制在流域治理领域的效能,加快构建现代化治水格局,描绘“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 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 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 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困境与未来出路

河长制是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环境保护责任的落实,是水治理体制领域的一项改革创新。河长制由地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河长,采取高位推动协调职能部门共同治水,缓解了"多龙治水"缺乏行政效率的顽疾。但河长制本质上是环境保护领域一种行政发包制,存在着内生动力不足、委托代理链条过长、难以与流域治理兼容以及多元参与不充分等问题。面向未来,河长制要契合绿色发展的理念,利用利益诱导、多元工具以及协商共治等手段,建构河湖治理长效机制。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规化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转换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治理逻辑的转换。脱贫攻坚被看作是运动式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典型呈现,但又与传统的运动式治理理论不同,其实无论是在运作逻辑、动员强度以及治理效能方面运动式治理都有新的拓展,对其我们不应抱有“病理学”的态度。治理逻辑的衔接就是要做好乡村振兴在组织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技术以及治理资源等方面实现常规化治理转型。在政策优化上进一步处理好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政策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行政干预与农民参与以及社会公平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之间四类关系,只有逐渐将脱贫攻坚融入到乡村振兴之中,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式发展,才能够真正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     

运动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转向——以N县社区建设为个案

N县社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迅速兴起到近乎停滞的短暂过程,这是典型的运动式治理。这种治理方式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实效,但缺乏可持续性,根源在于运动式的治理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只能形成制度的外壳,即组织机构等,不能形成制度的内核,即不能使制度成为受众的共同意识。政府的治理应该着眼于培育制度的精神内核,运动式治理应该转向常态的更具制度理性的治理。     

河长制基层运行模式:运作逻辑、现实困境、优化路径——基于广州市河长制实践的调研

河长制是中共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水环境治理创新性制度,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本文聚焦于河长制在基层的运作实践,梳理河长制在基层运行的基本逻辑,发现落实基层河长制仍面临诸多困境:涉河部门分散办公、虚拟化运作,横向协同困难;组织架构不完善,职责与能力不匹配;人员专业性与稳定性问题突出,团队工作效力难以充分发挥;项目化运作特征明显,长效治理机制不完善。针对上述困境,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的路径:调整机构设置,河长办实行实体化独立运作;优化工作机制,清晰界定履职范围;组建专业队伍,提升团队的专业性与稳定性;优化工作内容,促进项目制治理和长效治理相结合。     

转型社会中运动式治理的价值探讨——以元镇环境治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有其特定价值。文章以废旧塑料产业环境治理为例,从"内"(科层组织体系)与"外"(治理对象所处社会结构)两方面着手探讨它们如何互动以彰显运动式治理的价值。通过比较第一阶段"去问题化"的低效和第二阶段"全面取缔"的有效环境治理策略,研究发现:科层组织所面临的激励环境、当地社会产业结构形态共同影响政府运动式治理的政策实施过程,这种实践也会反向形塑科层组织体系与调整当地产业结构,最终影响治理结果走向。即当治理议题处于强政治激励,且政府治理的方向与社会产业转型、民众认知方向一致时,治理能有效调整当地经济结构与改善生态环境。由此,在社会转型的复杂环境下,社会治理应当转变对象观以及考虑治理对象所属的社会环境,以提升治理成效。     

运动式治理的历史、现状与转型:一个研究综述

运动式治理受到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作为国家治理实践中屡试不爽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理性化、制度化、专业化的常规治理机制在科层组织治理失效后的有效补充工具和纠偏机制。路径依赖、重塑合法性、管理资源与政策工具有限性以及组织失败与制度矫正逻辑,是运动式治理在治理实践中被大规模使用的重要原因。伴随着对运动式治理类型学研究的逐渐精细化,学界对运动式治理的态度经历了从完全否定到有限承认再到理性认知的转变,表现出日渐理性化的趋势。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协作治理与合作治理是众多学者推崇的运动式治理转型方向。因此,应该从更一般的组织学意义上深化对运动式治理的认知与学术研究,探讨运动式治理的转型问题。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运动式执法与中国治理的困境

从决策议程对环境的回应、动员社会中的稀缺资源和实现政府间合作三个角度来分析运动式执法的必然性，运动式执法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治理模式并非总是消极的。一味地否定运动式执法，既不符合中国公共治理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要求。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农村基层治理:现状、困境与对策——以湖北省H市为例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作为最基层行政单位的直接管理对象——农村,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而突出的地位,社会治理的好坏与否,关键在农村。当前,农村治理还处于自发性,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治理的基本现状。农村基层治理的放任性、地域性、复杂性等特点一直是困扰着农村的治理,通过对湖北省H市的社会调查来探讨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对策,以求从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使农民个体价值取向顺应社会主体价值观相适应、理顺乡镇与农村间的关系、制定《村民自治法》等方面来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和谐与稳定。     

尽责式治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以陕西省镇安县为例

是否尽责是善治的重要衡量标准。充分发挥党建势能要注重以治理责任为纽带,根据乡村治理责任属性和治理条件推进尽责式治理,更好地创新组织载体、整合要素资源和优化治理责任,从而推动乡村精细化治理。基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镇安探索的研究发现,为克服条块关系不优和治理悬浮化困境,需要以融合共生的理念和方式推动治理责任落实和治理范式革新;通过强化人民至上的责任观,优化“人人有责”的治理结构,达成“人人尽责”的预期治理行为。从“大治理观”和高效能治理视野审视党建引领乡村精细化治理的实现路径,要更加重视治理责任重构和优化、治理方式更新和完善以及治理机制改进和创新,进而推动基层党领共治型的尽责式治理,提升乡村基层治理善治能力。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公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和实现。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公民自身参与水平不足以及来自政府行政环境的阻碍因素,为了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特以县级市中的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体系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困境,最后提出相应的出路。     

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特点、困境与出路

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移植与内生互动的创新过程。目前,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主要困境是大学外部治理中的政府化官僚化倾向和大学运行监督机制的缺位。在大学内部治理中则存在交易成本高、共同治理弱、利益相关者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权力缺失等问题。中国大学治理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出路是实现大学治理理念、要素边界、制度机制、机构平台等之间的耦合。